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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 历史研究中广泛讨论的战争原因、雅典帝国、城邦联盟、海军财政等等议题，这些议题很容易就为国际政治学者所接手，可以说，修昔底德这部历史的核心就是一部国际政治史，书中人物的演讲、行动、希望或者恐惧，都无一不是国际/城邦间政治，或至少深深受影响于这一政治。而且学者也普遍认为修昔底德率先开创了国际政治研究，在此之前我们还找不到一本书，能拥有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国际政治洞见。 但遗憾的是，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称引修昔底德虽最为频繁，但对其人其书的研究，广博不如历史，深刻不如政治哲学。就拿当前国际政治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来讲，据说借助译本通读全书而作深入研究的人，也远比想象要少得多，通常专业课程上选择章节来代替全貌。其“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李代桃僵，混淆修昔底德本人与其笔下的雅典人，典型例证如著名的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论及现实主义原则与权力时，有两处引用指名源于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出于古希腊的经验而声称，‘无论是城邦还是个人之间，相同的利益才是那最可靠的联结纽带’”（Politics Among Nations，5th edition，New York，1978，pp.8-9），“‘对于诸神我们所确切知道的，’——在此引用修昔底德——‘而对于人类我们则确信无疑的是，但凡能够，他们就会施加统治，这是出于他们自然本性的必然铁律。’”（ibid.，p.38）但实际查证，前者出自书中科林斯使节在斯巴达联盟大会上的讲辞，后者则是弥罗斯对话中匿名雅典使节的妄语。可见，最大多数时候我们所以为的“修昔底德现实主义”，实际不过是书中雅典使节或其他什么人的论调，这与修昔底德本人岂能简单混同？ 但无论如何，国际政治学者对于修昔底德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则往往最为敏感。20世纪以来，前有两次世界大战，后有漫长的冷战，在这种战争恐惧之中，人们比以往更多地重读、讨论修昔底德，在今天则因为类似的担心而再次予以热切关注。但要列举这一领域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却令笔者颇为尴尬，其一，完全集中研究修昔底德并呈现为大部头专著的作品很少；但，其二，修昔底德的影响力却又遍布20世纪以来重要国际政治学者，尤其现实主义学者，举凡较早的卡尔（E. H. Carr）、阿隆（Raymond Aron）、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到晚近的基欧汉（Robert Keohane）、奈（Joseph Nye）、沃尔兹（Kenneth Waltz）、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则无一不在论著中直接或间接述及修昔底德，如果一一列举，文献数量势必又过于庞大；其三，国际政治领域对修昔底德最为敏感，在我看来，原因之一是他的阅读与研究者并不限于学院派，甚至应该说首先是实际的从政人物，比如前面 所举历史学家卡根就在一篇论文中把基辛格与修昔底德类比，又如美国前国务卿四星上将鲍威尔据说就在办公室悬挂修昔底德警句，而这种影响最可能源于西点军校或海军战争学院的修昔底德课程教学。如果勉为其难，权作抛砖，则只好“以偏概全”试举文献如下。 第一种可说是完全处于冷战时代——弗里斯（Peter J. Fliess）所著《修昔底德与两极国际政治》（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1966），作者虽声明类比历史容易导致许多误解，但不妨暂借两极时代的国际政治关切，去探索分析修昔底德那个时代的战争与政治，他的这一尝试在当时得到诸如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国际政治学者怀特（Martin Wight）等著名学者的支持。第二种是一本新著，《修昔底德论战略》（Thucydides on Strategy，2010）由来自希腊的长期从事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的学者普拉蒂阿（Athenassios G. Platias）与人合著，该书一方面盛赞修昔底德创发了“战略”这一概念，可与中国《孙子兵法》与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相媲美，另一方面出于现代战略的关切，试图从修昔底德书中挖掘出具有普适性的战略原则，这对于相关思考颇具参考价值。 接下来是三本文集。一是勒博（Richard Ned Lebow）与人合编的《霸权对抗：从修昔底德到核武时代》（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1991），该文集源于1988年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旨在凝聚历史与国际政治两类学者共同探讨修昔底德，参与者不乏名家，比如古史专家康诺（W. R. Connor）、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名家吉尔平等，正如编者导言所称，文集作者们没有谁指名当代，但所有人都借助修昔底德来反观现在，他们的学术视野紧密关注着今天的现实冲突与本质动力。该册可谓冷战结束前夕学者们充满现实政治意识的修昔底德研讨结集。第二本文集是事隔24年之后即2012年又一次历史与政治学学者交叉研讨后的论文结集，由陶尔（Christian R. Thauer）与人合编，分为上、下册先后出版题名《修昔底德与政治秩序》（Thucydides and Political Order，2015，2016）。最后一本文集是古斯塔夫森（Lowell S. Gustafson）编辑的《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理论：一项永久财富》（Thucydide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Lasting Possession，2000），这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文集，由诸多著名学者参与，论题集中了修昔底德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地位、民主政制对国际政治的作用关系、权力与道德、伯里克利问题，以及美国与雅典的对比讨论等等。 最后举出一本以作为本部分的结束——约翰逊（Laurie M. Johnson）所著《修昔底德、霍布斯以及对现实主义的解释》（Thucydides，Hobbes，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1993），该书批评国际政治学界滥用修昔底德，指出许多引用不过是寻章摘句，甚至张冠李戴，以书中人物代言修昔底德，并且在思想源流上混同修昔底德与霍布斯，作者从“人性”、“正义”以及“领导权与政制”三个方面，对比研究两位思想人物的具体差异，以此“警醒”学界慎用修昔底德，实际上是一部面对国际政治学界而作出的出色政治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