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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回顾和梳理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着流派，存在着或存在过什么样的流派。笔者认为，1949年前的20世纪前期民间文艺学史上，不仅存在着流派，而且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理论、观念、方法上，形成多元格局。这些流派是：北大歌谣研究会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延安学派和民俗学派。它们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存和发展的条件，分别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理论纲领和代表作。流派的存在和多元格局既促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发展，又显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跨学科性和不成熟性。 关键词：流派；神话；故事；古史传说；以今证古；人类学；进化论 引言 在回顾和梳理已经逝去的20世纪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流派或学派？如存在着和存在过流派或学派的话，都是些什么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谁、代表作和主要观点是什么？什么时候形成的，后来的发展状况怎样？等等。 在流派（或学派）问题上，笔者是多元论者。除了如今在文章里和会议上常说的“民俗学派”[1]而外，至少还出现过歌谣研究会和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闻一多、马学良为代表的“民族学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流派。 判断一个流派的形成和存在，笔者以为要从四个方面去考察：一，流派是历史性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存在，如果这种社会条件不存在了，与其相适应的流派也就消亡了；二，流派必须有一个基本队伍；三，必须有自己的纲领；四，必须有其代表作。 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现的流派或学派，大都是发育并不成熟、也不完善的。而且即使有流派或学派的存在，也会有些有成就的学者并不属于任何流派。还有的学者，先是属于这一派，后又成为另一派，各流派或学派之间，也并不是水火的关系，它们之间往往是既有差别，又有交叉和融汇。 歌谣研究会——第一个民间文艺学流派 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18年2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期的1920年冬天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到1925年6月停刊，歌谣运动从兴起到衰亡，大约经历了7年的时间。如果加上胡适于1936年主持复刊《歌谣》，又出了一年，总共也不过8年。歌谣研究会的成立和《歌谣》周刊的创刊，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启蒙意义，应当得到充分的估价。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歌谣研究会是冲破政治和文化保守势力的笑骂和抨击，表达其观念、开展其活动的。在歌谣问题上，在歌谣研究会之外的知识界大致上有三派人，一曰赏鉴派，此派只认为歌谣是小玩意，不但及不上那些喷饭下酒的歪诗，也及不上那些消愁解闷的唱本。二曰混合派，把歌谣、谜语、语言、乡曲、唱本看作是不堪入目的下等作品、下贱品。三曰笑骂派，人数非常之多，势力甚为强大，他们是旧文化的卫道士。[2]即使那些歌谣研究会的一般会员——收集者，在民间收集歌谣时，也受到保守主义和在保守主义思想控制下的习惯势力的限制与阻碍，其困难是生活和工作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人们很难想象的。正是歌谣研究会的领袖们和成员们——拓荒者们，在荆棘中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打开了一条通道，奠定了基础。 先后参加歌谣研究会这个团体或流派的领袖人物，有文学家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胡适、常惠等，语言学家音韵学家钱玄同、沈兼士、魏建功，史学家顾颉刚等，社会学家张竞生等。尽管参加进来的人员成分很杂，学术思想及其倾向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都以周作人执笔的《歌谣•发刊词》为行动纲领。周作人宣布：“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