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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歌谣运动，持续到1925年5月11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开会议决暑假后归并《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继而《歌谣》周刊出到第97号（同年6月28日）停刊，团结或围绕在《歌谣》周围的那一彪人马，也陆续风流云散了。歌谣运动派的解体，主要原因应是社会条件的变化。正如胡适在十年后为《歌谣》写的《复刊词》所说：“歌谣周刊停办，正当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心的时候。从此以后，北京教育界时时受了时局的震撼，研究所国学门的一班朋友不久也都散在各地了。歌谣的征集也停顿了，歌谣周刊一停就停了十多年。”[4]到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委员会委员，但那时连会都开不起来。直到1936年3月，胡适才站出来重新收拾旧山河，恢复《歌谣》周刊，看起来所聘人员有些还是老搭档，但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再了。而且，胡适在《复刊词》里所宣布的新纲领，其基调，与当年周作人的旗号相比，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改变。胡适写道：“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周作人当年宣布两种目的，而且是把“学术的”——即民俗学的目的放在第一位，到此时，胡适放弃了“民俗学”的目的，只重申“文艺的”目的，即为“给中国新文学的开辟一块新的园地”。 前期歌谣运动的同仁，大多是“五四”前夕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文化革命思潮的大形势下集拢而来的，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显得很是驳杂，而歌谣研究会的成立，虽然在歌谣征集处之后又酝酿了两年之久，但毕竟还是很仓促的，应该说周作人在《歌谣•发刊词》里所宣布的歌谣运动的两个目的，想把西方民俗学的套路和由“国风”开启的中国文化传统弄到一块，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歌谣研究会内部始终存在着意见分歧就并非偶然。这种分歧，到1924年1月30日召开的歌谣研究会常会上，便在歌谣研究会是否改名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未果而终。[5] 学术方向上的分歧，可见出歌谣研究会这个流派是多么的驳杂而松散。在此会之前，周作人曾在《歌谣》周刊上撰文说，当时研究歌谣（具体说研究童谣）的有三派：“其一，是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材料。其二，是教育的，既然知道歌吟是儿童的一种天然的需要，便顺应这个要求供给他们整理的适用的材料，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其三，是文艺的，‘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把那些特别有文学意味的‘风诗’选录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这三派的观点尽管有不同，方法也迥异，——前者是全收的，后二者是选择的，——但是各有用处，又都凭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评判，所以一样的可以信赖尊重的。”[6] 但在周作人和常惠的具体操作下，还是于下一期（第64号）上根据会上一些人的发言、特别是容肇祖的提议，刊出了一则《本会启事》：“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他是处处离不开民俗学的；但是我们现在只管歌谣，旁的一切属于民俗学范围以内的全部都抛弃了，不但可惜而且颇感困难。所以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的论文，不拘长短都特别欢迎。”[7]这则《本会启事》，我们可以看作是对《歌谣》周刊初创时周作人所撰《发刊词》的补充、修正和调整。 《歌谣》周刊停刊十年后，由胡适主持复刊时，在他于1936年3月9日所撰写的《复刊词》里，对初创时由周作人所表述的办刊宗旨，亦即歌谣研究会同人们的共同的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在实际选稿办刊中，也与周作人、常惠时代迥然有别了。他写道：“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所以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徘徊赏玩；勤苦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特的报酬也越大。”[8]一向就存在的民俗派和文学派之争，后期《歌谣》坚定地选择了文学派的立场。一大批文学研究者和教授，如朱光潜、李长之、吴世昌、林庚、台静农、陆侃如、吴晓铃、寿生等参加进来。于是，胡适时代的《歌谣》与周作人、常惠时代的《歌谣》所走的是两股道了。前后只存在了8年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也随着抗日战争***近北平而宣告解体了。 “古史辨”派神话学 20世纪20年代初，以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为起点，在史学界形成了一个延续时间达20年之久的被称为“古史辨”的学术流派，并由此而导致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工作的兴起，使神话从古史中解析（还原）出来回归到神话的地位。这个学派的特点是： 第一，这个学派有明确的神话理论和研究方法。疑古、辨伪、释古是所有成员共同的理论基础，他们一生都在根据这一理论进行着“古史的破坏”与“神话的还原”的研究工作。顾颉刚率先提出“累层地形成的”古史观与古史神话的演变说之后，杨宽提出了神话的“自然演变分化”说与“东西民族神话系统”说，童书业提出了神话发展的“因果”说，发展了和完善了顾颉刚的神话学说，使“古史辨”神话学派得以最终形成。所谓：“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9] 第二，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从２０年代起至４０年代的20多年间，陆续发表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内容坚实的、有着广泛影响的神话研究论著。如：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及相关讨论文章；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顾颉刚与童书业的《鲧禹的传说》和《夏史三论》等。其主要论著收辑在先后问世的七册《古史辨》中。 第三，这个学派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话研究方法。由于晚清西洋的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使的中国的许多学者懂得了，要探求中国古史的真面目，就不得不把神话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出来，从而触发了中国神话学的肇始。西方神话学及其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之后，使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有的采取比较神话的方法比较中西神话的异同，有的采用语言学的方法从语言和古文字上探求神话的原始真相，也有采取阶级史观去解释古代的神话传说。而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学者们，一面沿袭着清儒整理古籍和考订真伪的考据，一面又受了西洋史学方法的陶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顾颉刚把这个方法系统表述如下：“用新式的话说为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科学方法，或者用旧式的话说为考据、思辨、博贯、综考、实事求是”[10]，或简言曰“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11]。顾颉刚把“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即现在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等科学的方法引进神话学研究的领域，从而开创了中国神话学的实证研究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