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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品》(Mahavagga)，摩揭陀国王频毗娑罗欲优礼佛陀，遂遣人为寻觅一佳处，供他与从者隐修；按国王的想法，它离城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可便于来往，俾众人皆得瞻礼；白天人不要太多，晚上没有噪动；无尘扰，寡轮鞅。……同样的话，也见于《小品》（Cullavagga）……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今所知的重要的僧伽蓝（sangharamas），莫不见于某大城之附近；何以城越大、越富，赖之而兴的寺院便越雄伟。这样在塔克西拉——旁遮普邦一度的边城，我们便有达磨拉吉卡（Dharmarajika）大塔与寺院；……在中印度繁庶的维迪萨城郊近，则又有桑奇的僧伽蓝。后者的壮丽的遗址——寺、塔、柱，便是本书的主题（John Marshall,1924)。 这是约翰马歇尔著名的考古报告《桑奇遗址》的开篇。它所散发的情致与温暖，是罕见于今天的考古报告的。在约之同时的、然较之为业余的考古报告中，又有更个人化的笔触。如斯坦因的三部新疆报告中（《古代和田》、《西域考古记》、与《亚洲腹地》），其作为考古－探险者的身影，便始终隐现着：他的勇武，他的焦虑，他的盘算，他初见希腊化风格遗物时的思乡之情。同样的笔触，也见于勒考克等人的新疆报告；乃至信笔所及，竟至佣工的争吵，与他对争吵的道德评判。盖由于当时技术、交通的落后，考古同于探险（西方称之为expedition）；探险的艰辛、新奇、与激动，便与考古发掘一道，扰动人的智力与感情，至临纸为文，不能自己，遂一并录入文中了。但随着物力日进，和考古的专业化，当初的探险者，已变为今天的“考古工程师”；考古者的个人身影，则渐为专业中的不体面因素，是必欲去之而后已的。 但略知考古的人，都知道考古工作的内容，是与其它历史分支绝然有别的。如我从事的艺术史行当，人称是arm-chair scholarship（书斋里的学问）。所以称“书斋”者，是这工作多在脑子里进行，无甚社会行为，也不大有书斋外的经验。考古则不同。挖人的庄稼，要给人补偿；刨人乡贤的坟墓，则须有感情的安慰；挖掘亦非土行孙行地，可一人承担；工作又非一日可就，挈妇携雏，不光专业不许，也苦了妻儿。这样考古者的工作，便介于村调解、包工头、野行者与人文学者之间；其所牵涉的人际协调、社会组织、及二者所带来的书斋外的经验与感受，是其它学者不易想及的。这些内容，或惊险有未逮，论趣味及可借窥考古学的发展，则无殊斯坦因等人书中的“闲笔”。唯因见斥于专业要求的客观，这些社会与人性的侧面，便消泯于考古报告，幸赖一二考古学者的私人档案始得窥之。其中最著名的之一，乃是意大利米兰大学所藏的埃及考古档案，内含19世纪以来埃及学家在考古现场所作的大量书信、照片、日记与笔记；在记录考古信息的同时，也记录了当地风光、民情、与当地人的协商及交往、和对家庭、友人的思念等（Patrizia Piacentini, 2010, 2015）。除所包含的趣味与人性因素外，作为考古社会史的内容，这些资料固已成为西方学术史的重要话题（Margarita Diaz-Andreu, 2007）。 嘉励兄《考古四记》一书的内容，即多属于被现代考古报告所排斥的“闲笔”。它以随笔为体裁，记录了过去近20余年间作者在浙江省内考古的部分经历、见闻、及普通读者或乐于闻知的工作心得，故读过书稿后，便不禁想起早期考古报告中的个人性笔触，和米兰所见埃及考古档案中的日记、书信之内容。唯嘉励兄的专业领域是宋元考古，稍及明清。由于此时期文献记载的发达，考古的意义，便远不及早期的为重要；兼以宋代之后，江南不复为政治中心，社会亦趋扁平；故嘉励所做的发掘或调查，便多是村野小墓，实未尝有惊动天地的发现如罗赛塔石碑，或良渚的城址。因此，这书吸引人的地方，原不在题材之显赫，而在叙事之得宜、文字的有致、与文间所弥漫的人情世味。孟子说，“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人之所业，多影响性格；现代考古工作的工程化特点，往往泯灭人对世味的感受。嘉励兄为辅助发掘，颇留意发掘地方的掌故，对方志与乡邦文献，又尤所用心。而这些，乃近于现代考古兴起前的古物学家（antiquarian）的志业。故由文字之内容，推考其学术性格，嘉励兄的趣味，似介于现代考古学家与古代古物学家之间，宜其文字有致、必为普通读者所乐读了。对学术界的兴趣而言，他所记录的信息，虽不尽关乎重要发掘，但考古工作的日常机制，与普通考古者的日常工作之内容，今人或视以为常，将来则未尝不是隐秘的知识，须仰赖一二有心人的记录方可取得，——如米兰埃及学档案所见者。到了那一天，嘉励兄的这册小书，我料必是其中的一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