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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初英国学校儿童的健康问题 至20世纪初，英国社会对儿童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比以往，“儿童”和“儿童权益”在历史上从未被给予过如此多的关注。比如，前工业化时代，儿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资源”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一种“常见现象”，其人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工业革命早期，“工厂儿童”俨然成为儿童的代名词，儿童受到长时间劳动和严酷工厂环境的折磨，直到19世纪“拯救工厂儿童运动”的兴起，英国儿童才逐渐回归其“儿童”的本质。而自1880年英国实施强制义务教育法以来，学校被认为是儿童“恰当的去处”，且在培养“新型儿童”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学校儿童亦被视作“在未来诸多方面（如经济、职业、军事、人口、情感等）具有投资价值”。由此，儿童在其道德价值中被赋予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性质。正如英国学者所言：“儿童是‘人类之父’，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民族。如果我们想要培育一个强壮的种族，我们必须首先育养健康的儿童。”所以，当20世纪之交由于国民体质原因所导致的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引发英国社会对年青一代体质状况的担忧时，学校儿童的健康问题遂成为英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重要议题。 英国国民体质问题，是指布尔战争期间英国征兵过程中暴露出的国民体质下降问题。著名社会活动家B.西博姆·朗特里（B.Seebohm Rowntree）发现，1897—1901年约克、利兹和谢菲尔德三地3600名申请参军的志愿者中，26.5%的志愿者因体质达不到要求而被拒绝，另外29%获得批准入伍的志愿者则被希望其体质和健康水平在经过几个月军旅生活后能够达到参军标准。一份来自1901年军队招募部门的材料显示，当年志愿参军的1.2万人中，31%的志愿者因各种疾病和身体缺陷而被拒绝。1899年，一位记者论道：“曼彻斯特超过40%的志愿者因体质问题而被拒绝入伍”；1902年一位军队指挥官甚至宣称：“在每5个志愿参军的男子中，只有2个适宜成为合格的士兵。”所有这些不合格的志愿者大部分来自城市的贫困阶层，因贫困和疾病导致其体质下降迅速，这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关系全民族命运的大事。英国社会各界惊呼，“我们英格兰的国民——这个国家的脊柱——原来长期生活在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状态”。这些呼声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着手调查年青一代，尤其是学校儿童的健康问题。 早在布尔战争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医学人士专门调查和研究英格兰学校儿童的健康问题。比如，1880年，伯明翰医生普利斯特利·史密斯（Priestley Smith）调查了当地初级学校和技工学院的两千余名学生，发现这些学生中存在严重的近视问题；1884年，J.克莱顿·布朗（J.Crichton Browne）向伦敦教育当局提交报告，称当地初级学校的儿童精神压力过大；接下来，弗朗西斯·沃纳（Francis Warner）医生分别在1888—1891年和1892—1894年共计调查了英格兰10万名学校儿童的精神和体质状况，这是19世纪后期英国所进行的对学校儿童最大规模的调查。布尔战争之后，英国政府于1902—1905年就学校儿童健康问题相继展开了4次官方调查，运用了大量的材料，充分揭示出20世纪初英国学校儿童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这里笔者试以沃纳的调查和英国政府1902年“苏格兰体育锻炼问题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Physical Training（Scotland）］、1903年“体质下降问题跨部门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Physical Deterioration，以下称“跨部门委员会”）的调查为例进行说明。 其一，沃纳的调查结果显示，英格兰学校儿童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他的调查中，3522名儿童严重营养不良，7391名儿童精神呆滞（或迟钝），2929名儿童患有各类视力缺陷，244名儿童患有佝偻病，诸多的儿童还具有肢体残疾等其他身体发育上的缺陷或疾病（如表1所示）。而且，1888—1891年调查的5万名儿童中，营养低下的占4%—6%，精神呆滞的占6%—14%；在受调查的伦敦学校儿童中，239人身体残疾，占0.47%。 这一调查结果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1902年成立的“苏格兰体育锻炼问题皇家委员会”认为，该调查提供了“广泛的、精确的、有价值的”关于英格兰学校儿童“营养、精神和体质条件”方面的统计资料。  其二，“苏格兰体育锻炼问题皇家委员会”的调查揭示了苏格兰地区学校儿童的健康问题。皇家委员会选取了爱丁堡和阿伯丁地区各600名学校儿童作为调查对象。爱丁堡是苏格兰的政治中心，人口增加很快，被选作诸如格拉斯哥这一类城市的代表；阿伯丁则是苏格兰北部重要的城市，作为居民身体条件比较健康地区的代表。皇家委员会认为，对这两个城市的调查能够反映出苏格兰全境学校儿童体质的基本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爱丁堡学校儿童的健康状况比阿伯丁要糟糕得多。爱丁堡学校儿童患有各类疾病的比率总体上要高于阿伯丁。就爱丁堡而言，贫困片区的学校儿童，体重和身高等指标都低于其他片区，而结核性腺体疾病的发生率却高于富裕片区。在受调查的299名男生和298名女生中，分别有259名和294名都具有某些缺陷或疾病。除了受调查的儿童外，皇家委员会还发现，爱丁堡初级学校分别有700名“尚未证实的”肺结核病例、1300名“尚未证实的”心脏病病例、1.5万名喉部疾病病例和1.2万名耳部疾病病例。阿伯丁的相应病例分别为458名、250名、7580名和2250名，而两地学校儿童的总数则分别为3万名和2.5万名。皇家委员会特别强调，在患病儿童中，爱丁堡总计有1.05万名儿童、阿伯丁总计有5708名儿童需要就医治疗。 所以，皇家委员会指出，需要建立一种“充分的医疗检查体制”，不仅可以及时地治疗上述缺陷或疾病，而且还能够“获取到最有价值的信息，以查明国民体质的真相和用来改善体质或阻止体质下降的手段”。 其三，英国政府的调查还发现“不恰当、不充足的饮食”是导致学校儿童体质下降的主要原因。 1903年，“跨部门委员会”的调查证实了英国贫困儿童恶劣的饮食状况。所有证人都承认，“不恰当、不充足的饮食”是导致国民体质下降的“首要”因素。许多证人列举了工业化对工人子女的成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如男性工人“对休闲的渴望”使得很大一部分收入不再用于购买食物，而外出工作的女工已经不谙厨艺，是“糟糕的妻子和母亲”；还有经济因素的考虑使得工人家庭经常购买一些廉价、劣质和过期的食物；而过度饮用茶水给工人子女亦带来一些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疾患。 教育部医疗巡视官艾克尔兹医生（Dr.Alfred Eichholz）估计伦敦地区有16%的初级学校儿童（即12.2万名）处于经常性的饥饿状态中，在其调查的朗伯斯区一所公立学校中约有33%的儿童在每年秋冬季六个月的时间里需要接受食物援助。艾克尔兹作了如下描述：“他们的早餐通常是面包和茶水，午餐仅是花一个铜币在当地炸鱼铺买点鱼干解决，而这里的铺子用来煎炸的鱼干是最低劣的，且使用恶臭的棉籽油，然后再辅以从小贩车轮下捡来的腐烂的水果。” 在1902年苏格兰调查中，格拉斯哥教育当局的官员已经指出，许多工人家庭主妇已经不再烹饪具有营养的餐饭了，即“麦粥、肉汤和土豆”这些有营养的食物从穷人的餐桌上消失了，而代之以“面包、火腿、果酱和黄油，并配以茶水”。这位官员曾对一所学校做过调查，在一个班三十余人中，14位女生的早餐是面包和茶水，9位女生的午餐是面包和茶水，其他女生午餐则食用汤水和土豆，而该班所有女生的晚餐均是茶水。在男生中，早餐是面包和茶水的有5位，午餐是面包和茶水的有4位，晚餐是面包和茶水的占据男生的大部分，仅有4位喝了麦粥。另一位来自格拉斯哥贫困片区学校的校长亦深有感触地说，工人家庭中食用干面包和茶水已经成为常态，不再食用麦粥、蔬菜和汤类了，人们选择“更为简单的方式”，即“到小店买上一块面包和茶水”即可充当三餐。显然，这样的食物无法满足学校儿童的营养需求，“除非学校儿童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否则他们无法从提供给他们的智力或体质锻炼中获益”。 所以，“对于那些食物和生活环境存在缺陷的阶层，不可否认存在着个体身体素质下降的情况”。正如《英国医学学报》一篇名为“教育中的食物因素”的文章所指出的，学校儿童中常见的精神疾病、肌肉无力、慢性病和消化不良都“可以归因于在饮食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食物都经常达不到身体发育以及脑力和体力活动所必需的要求”，故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否充分认识到饮食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当正在成长的一代在体质上出现缺陷的时候，正是（我们）考虑饮食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不充分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