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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校健康服务体系的历史作用 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独立运行近70年，有力地维护了学校儿童的健康，保障了英国儿童的发展权，在公共健康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历史功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使英国学校儿童的营养水平出现了显著的改善，健康状况有了较大的提升，这是其最重要的功绩。 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是“学龄人口获得医学治疗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使学生父母意识到其疾病的存在及鼓励他们获得医学治疗，为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显然，学校健康服务体系的推行对于英国学校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数百万有身体缺陷或患病的儿童得以康复”，这一积极效果的证据可以见之于“中央和地方的官方报告以及上百万的家庭中”。所以，在体质条件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儿童已经明显不同于其父母1907年在类似学校时的状况”，“每个年龄段的儿童总比其前代更加结实和高大”，尽管这一变化不能完全归功于学校健康服务体系，但必须追溯于此。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校餐和校园奶的逐步福利化以及诸如面粉和面包等食品营养成分的提升，英国学校儿童营养水平的改善比较显著。据伯纳德·哈里斯对例行体检数据的统计，英国学校儿童1939—1945年间的营养水平处于“极好”和“正常”的数量趋于增加，“轻微不正常”（slightly sub-normal）或“低下”状态趋于下降（如表2）。这种改善的趋势亦可以从这一时期学校儿童的身高变化反映出来。根据英国10个地方教育当局的统计，经伯纳德·哈里斯汇总后发现，克罗伊敦、格拉斯哥、赫得斯费尔德、利兹、设菲尔德、韦克费尔德和邓巴顿郡等7个地区的学校儿童（男孩和女孩）平均身高明显增加，剑桥和罗德地区学校儿童的平均身高先下降后增加，只有沃林顿学校儿童的身高在1939—1944年间完全下滑。  随着营养水平和体质条件的提高，学校儿童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至1945—1974年，4岁以上儿童的死亡率从12.28‰降至3.45‰，5—14岁儿童的死亡率从1.05‰降至0.29‰；各类传染病的致死率亦大幅降低，如猩红热和百日咳的死亡率分别降至86%和89%，腹泻和脊髓灰质炎的死亡率已经降至为零。 第二，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保障了残障儿童的治疗与康复，使其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在残障儿童治疗方面，学校健康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的残疾和畸形得以矫正，视力缺陷和听力缺陷逐步减少”。据统计，1925—1938年，能够对残障儿童提供有效治疗的地方教育当局从85个增加到270个，能够提供专门外科手术的校医院从70家增加到382家，其中利兹、巴斯、斯坦福德郡、什罗普郡等地的67%—90%残疾儿童经过手术治疗回归正常儿童的生活。 对于残障儿童的教育，教育部坚持的原则是，能够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决不安置在特殊学校，即在普通学校设置“特殊班级”（Special Class）。至1970年，约有9万名具有语言障碍的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矫正，而在特殊学校的则不到400人；约有1万名患有癫痫的儿童在普通学校进行治疗，而在特殊学校的仅有800人；肢体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的逾1万人，在特殊学校则为9000人。 同时，英国政府也积极发展特殊教育，以保障那些身体残障比较严重儿童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是大量特殊学校的建立。1908—1938年，英国特殊学校由304所发展到600所，在校学生由1.7万人增加到5.9万人，乔治·纽曼称这是“这个国家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所记录的最辉煌的医学征服成就之一”。在学校健康服务体系下，特殊学校既是残障儿童的教育场所，也是他们的治疗与康复机构。比如，通过对聋哑儿童进行早期诊断、长期听力训练和教育，加之医学技术的进步，一些儿童已经能够获得部分听力和语言表达的能力。据1969—1970年对20所聋哑学校的167名15岁学生的调查表明，39%的受调查者已经具有了表达易于理解语言（intelligible speech）的能力。 第三，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在医学领域促进了牙科医学的发展，维护了儿童的牙齿健康。 在英国医学史上，牙科医学在英国公共健康架构中曾经无足轻重，直到英国学校健康服务的推行，牙科医学才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07年以来，在学校的例行体检中发现，大部分的学校儿童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牙科疾病（如龋齿等），牙齿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需要大量的牙科医生，由此确立了牙科医学在学校健康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1918年《教育法》规定地方教育当局有责任为学校儿童提供牙科治疗，1944年《教育法》进一步强制要求教育当局为所有在校学生提供牙科的诊断和治疗。英国第一个校园牙科诊所于1907年在剑桥建立，至1918年共有169个教育当局设置了350家牙科诊所，拥有270名牙科医生，其中绝大部分为兼职医生。1932年，316个教育当局中已经有312个实施了牙科服务，并设立了1300家牙科诊所，共有550名专职医生。1938年，牙科诊所和专职牙医的数量分别增加到1700家和780名。1948年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推行后，二百多名学校专职牙医投奔到国民牙科服务机构（General Dental Service）中。直到1952年，由于部分兼职牙医的加入，学校牙医的数量才有所增加。至1953年，学校健康服务体系共聘用了945名专职牙医。 学校牙科诊所对儿童的治疗主要体现于补牙和拔牙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学校儿童在学校牙科的治疗人数呈逐步增加趋势，由1923年60万人次增加到1930年120万人次，至1938年达到160万人次，补牙140万颗，拔牙310万颗。二战后，补牙服务开始大幅增加。比如1973年，学校牙科医生共为学校儿童永久性补牙230万颗，临时补牙110万颗，而拔牙还不到120万颗。另外，牙齿矫正在二战后的学校牙科服务中亦发展起来。1956年，学校牙医共安装了30101个可摘矫治器 和3424个固定矫治器；1973年，前者增加到42684个，后者降为2773个。 学校牙科的发展为二战后国民牙科服务的开展提供了蓝本。1948年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实施全民免费牙科医疗的政策，充分反映了牙科医学越来越受到英国社会的重视，但对学校牙科服务却形成了不小的冲击。除了上述学校牙医的流失外，学校儿童在国民牙科服务机构的就诊人数日益增加。在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实施的初期，绝大部分学校儿童还是继续到校园牙科诊所接受治疗，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5—15岁学校儿童在国民牙科服务的就诊人数达到了近450万人次。 第四，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亦推动了儿童健康教育的社会化，使学校儿童的营养与健康日益受到家长的关注。 学校健康服务体系“引起了父母的注意，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刺激了他们对子女健康的责任感”。故自1907年以来，英国儿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家庭的“关怀与照料”。在学校医疗方面，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校园护士的工作。1908—1974年，校园护士为学校儿童、家长和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是“联系家庭、学校和校医院的主要纽带”。在协助校园医生对学校儿童进行各种体检和治疗的同时，校园护士一方面要经常家访，说服家长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治疗，以便充分利用专业化的医学看护；另一方面还要经常拜访学校，与老师们讨论学生的健康问题。可以说，校园护士的服务就是一种教育性的工作，即普及儿童健康知识，从而使得学校健康服务体系具有浓厚的教育性色彩，促进了儿童健康教育的社会化。 同时，学校供餐激发了英国社会对营养问题的关注，有利于促进营养知识的传播。校餐被认为是具有积极价值的“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的资产”，因为它被设计成学校儿童一天的主食，其营养标准的确定紧随不断发展的营养学，以便向学校儿童及其家长灌输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作为教育部首席医疗官，乔治·纽曼在20世纪20年代建议学校供餐的菜单上应包括牛奶、鸡蛋、黄油、绿色菜蔬和水果，因为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尽管当时各地的校餐没有能够完全包括这些食物，但后来校园奶的推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对儿童开展的“维生素福利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英国社会对食物营养的关切。 综上所述，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和推行，缘于英国社会对学校儿童健康问题的深刻认识。19世纪以来，西方学校教育使儿童“不再与成年人混在一起”，并且使儿童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然而，“在19世纪更为庞大和复杂的工业社会里”，儿童却没有获得“充分的关怀与福利”。尤其是在公共健康领域，儿童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医疗照顾与救济。所以，当20世纪学校儿童健康问题凸显时，要求国家对儿童承担抚养责任的“国家儿童观”逐渐成为英国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重要共识。自1906年以来，英国政府开始通过一系列教育立法实施学校供餐和学校医疗计划，逐步建立起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充分体现了“儿童作为国家的公民，具有独立于父母的社会权利，而国家则有责任向他们提供保护的权利”这一理念。 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开启了英国不同于传统济贫法体系的国民医疗照顾与救助服务新模式，使儿童开始成为国家政治力量救助的主体，确保了学校儿童的健康状况能够“在学校求知的进程”中得以保障，最终显然是维护了整个民族的健康。在人们普遍反思现代福利国家有关政府角色的今天，研究20世纪英国学校健康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儿童福利基础性地位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强化政府在儿童权益保障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