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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上述精神落实到位，确实需要学界认真研究。结合前面的论述，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是加强新时期民族学学科定位的研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框架下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名称不少，但是学科理论方法方面差别不大。我国的社会学曾经中断过。中国的民族学知识应该进不同的高校，这样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才不会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完全漠视。这是一个领域，即以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全国民族学的领域。同时，要扩展跨境民族的研究。“一带一路”恰恰就是一个跨境民族和海外民族、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这是我们过去比较看重的。要密切关注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全球性的，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种族、宗教问题。他们在这些领域的理论主张、政策措施和实践经验，都值得我们从民族学的角度去关注，需要我们用民族学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周边国家是跨境民族、人口流动频繁的区域，民族地区的高校和民族学的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可以先行一步。民族学要发展，我们还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欧洲难民问题、地区冲突及区域性问题。我们要用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民族学，不能仅仅局限于我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 第二是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创新。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经过了几次大的发展变化。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确定了56个民族的名称，但也尚有部分群体仍未确定民族归属。民族理论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主张的、倡导的、政策指向的？未来我们要研究民族理论的导向怎样做好平衡？我们是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组成部分，一个大家庭即中华民族，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对各民族在国家权力布局中给予恰当定位，确保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原则落实到位，还需要认真研究。文化多样性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导向问题，也需要民族理论的引导，指向上不能偏废。民族学教学科研中积累的概念、术语、结论，也需要用今天的眼光进行认真研究，需要调整的及时调整。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等，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新问题。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来的，政治学、民族学、国际问题研究将为这个问题增添新的视角。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民族多样性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问题，都需要研究。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要从建设民族国家的角度重视国家民族建设、积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也要使民族的边界是开放的、包容的。民族共同体应该不是民族国家一个面向，对内对外都具有开放的边界。对内我们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我们要打造地区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弹性的民族边界，将使人群共同体超越多元一体的概念。 第三是大力加强民族学专业队伍建设，促进民族学及相关学科交叉交融与相互促进。作为经世致用学科，民族学的学科生命在于应用，提出管用之策的根本在人才。当今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民族学立足实际提出深刻的思想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用于指导实践。最根本的举措是要加强专业队伍培养，要加强民族理论、宗教政策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干部队伍中的学习和运用。在民族地区的援助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正确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现在各地区干部交流频繁，尤其是很多干部不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就交流到民族地区工作。实际上是没准备好就投身实践，交流上来就要出政绩，出政绩就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如何把民族地区的干部培养好，民族学学科是有责任的。不能说我们学界仅仅是搞专业研究和培养学生的，培训干部、在全社会普及民族知识，应当成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分内事务。不要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是他们的事，我们要为培养干部、传播民族知识多做些事情。民族学家、民族学教学科研工作者、民族地区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们应当共同努力。 上述几点看法多是有感而发，未必深思熟虑，尚未深入分析论证，不准确、不成熟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希望民族学在坚持全面细致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上，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大问题，提出一些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实际、更能服务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对策建议。这是民族学发挥作用的需要，也是民族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 ①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11月7日在2016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整理，已由作者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