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创新民族学学科定位与理论方法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一些挫折，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右翼保守思潮有所上升，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不以区域和国界为边界，日益成为跨区域、跨国家的大问题，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事情，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一带一路”战略。对这些议题，我们传统的民族学的话语体系、区域政策及特殊的民族政策，是以固定的人群和固定的区域为边界的。现在，面对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进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进入东部和大城市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西部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包括西部的农民工不仅是少数民族，也有汉族。面对这些新的趋势和变化，传统民族学的工作机制和话语体系就跟不上了。如大家知道的某自治州的一个领导的发言酿成一个不小的事件。在援疆援藏、支持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很多干部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去的，没有接受较多的民族学的知识和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培训，因而也容易出现不能自觉地设身处地站在当地的立场和当地人民群众的角度看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等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学科进行了一些调整，把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法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合并掉了，当时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专家就转到民族学的领域。所以，中国的民族学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和重建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民族学为这些学科的发展留下了很多火种、人才和知识。所以，社会学的重建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民族学在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具有独持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民族学，而在“苏东事件”之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学都向人类学这边走，真正坚持民族学的国家不多了。日本的博物馆叫民族学博物馆，但好像它的学位是将民族学和人类学合起来了，而欧美国家是人类学传统。国际上有民族学人类学联合会，但其在真正意义上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少，人类学的多。中国现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步伐不是很快，离我们的要求和目标性任务还差得很远。我们的民族学有没有自己的领域，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定位？我不主张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完全分开，界限分明。我们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把一切经济问题都变成经济学的。因此，其他学科感觉比较弱势。但是，反过来讲，每个学科确实也需要有一定的分工，一定的边界，中国恰恰是在民族学的旗帜下，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而社会学越来越往外走了。很多高校的社会学虽然有的还在人类学、民族学院挂着，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开始独立出去。所以，这些学科到底怎么定位？当然，问题是不分界的，但学科是有一定边界的。好在我们国家的民族学还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全变成人类学，我们还有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此外，我们的研究对象还应该拓展，从学科发展现状也可以看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汉族也是我们民族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关注民族问题和民族现象也不能说是完全研究民族地区。 我2014年在西南民族大学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中国的民族学应该四个领域的研究都要涉及、都要开展。中国的民族学还有一个特定的领域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可以保持的。第一个关注领域就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这是民族学依托的传统的领域。但是我们要把它拓展成全国范围内的和整个中华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族关系也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恰恰不能成为民族学简单的领域，有很多是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如民族工作、民族事务管理就不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族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应该包括沿海地区、普通高校，而不仅仅局限在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的范围。 另一方面，民族学的新领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理念如何在学科内部扎根的问题。这一点就像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自然而然地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它必须本地化，而本地化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它的一个本地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民族政策也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关于民族理论问题就是共产国际的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这个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起草的党章确实号召了所有被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包括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主权、民族平等的新政权。但是，也有很多不一定与中国国情完全相适应的地方。中国的国情是各民族交错杂居，并不是完全按照语言等进行分布，有很多类型多样的地区。但是，很多民族交错在一起，不能完全区分某块土地特定地属于哪个民族。所以，我国宪法和政策规定土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是所有中国人的土地，不是哪个民族的土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土地也不是哪个民族的地方。这些认识是与我国的国情密不可分的。从20世纪30年代本地化的过程，到今天我们依然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没有照搬任何其他的经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来：只有符合国情的道路，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国发达地区的很多政策措施，在民族地区落地、开花、结果过程中也有一个本地化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发挥好当地积极性的问题。因此，民族事务的形势变了，情况变了，我们要树立一些新的思维，新的理念，着手新的机制建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