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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民族识别，我们确认了56个民族，除汉族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90%外，其余55个是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其实不少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也不少，好几个少数民族的人口也超过了1000万人，在国际上看也是“大民族”。在56个民族之上，各民族又都属于中华民族。这就存在着如何看待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等一系列的民族关系问题。其实，这也是民族学长期以来的核心议题之一，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关系是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会上讲到不再进行民族识别，不再增加新的民族类型、不再增加新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但事实上，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到今天其实还有一些未识别民族、未识别人群。现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这些人的身份证没有归到哪个民族，住店、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等生活诸多方面都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贵州还有一些未识别人群，他们俗称的“省内粮票”在省内认，出了省就不认可。云南、西藏等地区都还有一些等待身份识别的人群。这些问题要解决不是简单地增加或减少民族的种类和数量问题，其实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工作创新，尤其是应充分重视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步所提供的研究条件。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要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的实体意识。当然，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历来有不同认识。过去一些民族理论专家学者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称对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虚拟身份，只有自己归属的某一个民族身份才是实体。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实体。费孝通教授1988年的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历史的角度阐发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演进过程。他是一个实体论者，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自在的实体。近代以来，这个自在的实体在对抗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入侵过程中形成民族自觉，把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的各民族变成一个自觉的实体。这是对格局的一种解释。在抗战过程中确实是全民抗战而不是汉族抗战。这个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战。二战期间，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但那毕竟是一个同盟，不是一个国家。在国家概念上，我们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实体，在学术讨论中可以讨论，但从历史包括主流的结论来讲，不应该是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有自觉不自觉的一些意见或声音，在对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实体的问题上还是有人不断地提出质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问题是十八大之后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看重的一个问题。怎样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内部还是有一些分歧。比如，要不要推广普通话建设共同语言的问题。作为国家公民和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应该不应该掌握普通话的问题。虽然国家宪法强调要推广普通话，但在一些地方、一些人看来，普通话是汉语，是汉族的语言，推广普通话不利于保护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出现一些不同声音。再比如，关于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强调的第一原则就是团结。各民族内部要团结，各民族之间更应该团结。关键是怎样把上述原则贯彻落实到位。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民族理论研究中虽有涉猎，但从民族多样性与中华民族唯一性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关系，从中华民族实体论的角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切实保护每一公民平等的身份权利，还存在一些未完全阐发清楚的问题，对近年来地方与部门实践工作的指导也很薄弱。传统民族自决权理论以及当代世界各地频频发生“独立公投”等问题，对于多民族国家统一带来的挑战不可小觑。在这种背景下倡导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促进国民的共同性，遏制国内外敌对与分裂势力通过所谓“民族问题”制造分裂，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是一家人。国家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民族分裂，这里的民族分裂不是针对哪一个民族内部的，而是从国家角度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分裂和对祖国统一的威胁，因此必须坚决遏制。所以，要讲“三个离不开”。我在今年8月份到韩国访问交流时，韩国人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历史上能够长期统一、即使一时分裂过后又能走向重新统一是一个奇迹，也十分羡慕。历史上的民族统一确实有很多原因，而当前民族统一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政策精准而重要的内容就是“三个离不开”。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客观描述，今天倡导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把“三个离不开”原则进一步夯实，把民族团结问题提升到一个新层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