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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西方思想重要源泉的基督教史学传统 抛开研究中的种种具体观点和方法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大的思想背景在整个西方学术研究(当然也包括希罗多德研究)中恐怕都是至为根本和深远的——那就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正如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宗教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所说：“基督教传统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它不仅是西方宗教的基础，也是西方伦理道德的基础。更进一步说，它决定了我们对文明生活以及理想生活的态度。”② 而基督教思想对于西方史学的影响从古典时代结束以后就开始了，汤普森(J.W.Thompson)说：“公元五世纪，异教史学绝迹。五世纪开始以后的八百年间，西欧大部分历史写作都是由基督教作家进行的，这些作家几乎个个都是传教士。”③ 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对基督教史观于西方史学的影响曾作过详细论述，他认为，“基督教思想的引进，对于人们用以设想历史学的方式具有三重影响：第一，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一种对人类的目的。第二，对历史的这种新观点，使人有可能不仅看到历史的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有可能看到作为上帝目的的工具因而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那些行动者本身的存在和性质。第三，在历史学概念上的这两种修改，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都是得自基督教的原罪、神恩和创世纪的教义。第三种修改则是基于基督教的普遍主义的态度。”④ 除柯林武德外，对于希腊史学与后世西方史学的区别，西方学者也都有所认识且多有讨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及基督教思想家卡尔·洛维特(Karl L  with)，他敏锐地指出：“希腊人比较有节制。他们并没有无理地要求深究世界历史的终极意义。他们被自然宇宙的可见秩序和美所吸引，生生灭灭的宇宙规律也就是解释历史的典范。……对于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历史首先意味着救赎历史。……古典的历史学家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现代的历史学家则问：事情将如何发展？现代对于未来的这种关怀，其根据就是犹太教的先知预言和基督教的末世论，二者都把古典的historein(叙事)这一概念转变为指向未来的。”⑤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家之一、剑桥大学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总结西方历史思想时同意卡尔·洛维特的观点，并进一步评论道：“历史发展的诸种现代概念可以被视为这些宗教观念的世俗形式。现代性的观念本身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实例。‘革命’的观念至少从1789年它被使用以来就是累积性和不可逆性观念的另一种表达。‘进化’作为供选择的概念同样如此，19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之所以采用这一术语，不仅是想用科学的、达尔文式的体面粉饰他们的技艺，还想以之总结他们已经相信或假定的东西。”⑥据此，可以说，基督教的史学传统并不局限于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某一时期，而是贯穿其整个思想之中的一种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质。因此，处于这种氛围中的西方学者往往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习染上这种看待问题的视角。 而这种按照时间顺序对历史事件进行描写，以宏大主题宏伟叙事进行普遍的历史书写具有十分明显的线性结构。但是，事实上，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普遍史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自基督教产生之后才形成的。“在古典希腊时期，就没有这样一种单一时间架构内的单一叙事。希罗多德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著作，但却不是一部普遍史。因为它强调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不同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突出的是差异性。而在时间结构上，希罗多德也没有在希腊人、吕底亚人、埃及人和波斯人的历史之间建立一种统一的年代顺序，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着自己的编年结构。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史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和单一的线索，以便将不同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纳入到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中来。”⑦而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的出现，正好能够带来这样一种普遍史类型。 之后，在欧洲，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基督教的普遍史都是探索人类整个历史的重要模式。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之后，力图超越宗教意义而强调自然规律的另一种普遍史出现了。这种新的普遍史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普遍的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时的天意已经不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自然的法则了。应该说，这种史观的确已不再是纯粹神学意义上的普遍史，但启蒙思想家们把社会按进化程度从“蒙昧状态”到“文明状态”加以排列的思路，可以说仍是以线性的进步观来书写并展望历史的未来。这样的思路延续至今，2008年，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什么是全球史？》⑧一书中，以时间为轴，以人类远古以来的一系列历史文本为依托，较为详细地回顾了世界历史。她首先就是从《圣经·旧约》中《创世纪》对人类起源的宏大叙述开始，历经史密斯等人主张的文化传播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普世历史理论，直到当今的麦克尼尔、沃勒斯坦等人对全球史的探索与构建。据此可见，那种为西方之后所有类似的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范型的史观依然带有基督教史学认识论的底色⑨。 这种受基督教史学传统所影响的历史观念必然带有对古代欧洲早期史学以及其他史学传统的排他性，柯林伍德对这种排他性曾有过论述：“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因此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和一切时间都属于同样的性质，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同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基督徒不能满足于罗马史或犹太史或任何其他局部的和特殊主义的历史：他要求一部世界史，一部其主题将是上帝对人生的目的的普遍展开的通史。基督教思想的注入不仅仅克服了希腊—罗马历史学所特有的人文主义和实质主义，而且还有它的特殊主义。”⑩ 然而，对于历史特殊性的封存或忽略本是史家之大忌，因此，学者们大多会强调历史研究中的语境问题。但事实上，史家虽强调历史语境的重要性，不过，他们多注重分析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的因素以及思想语境等等，却往往忽略了研究者自身的时代特征及思想渊源对其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和要求。由此，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大多数史家仍会习惯性地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其他民族和地区或遥远时代的历史经验，并可能进一步将自己的结论当作是有着普遍意义的。 当然，从自身时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去考察历史对象，通过叙述历史来回答自己这个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面临的问题，这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且这种学术正当性早已得到许多大家的证明，像狄尔泰倡导的那样“移情”以求理解历史事实之真实原因和过程，或如柯林武德所言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甚至直接像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等等，这几乎成为了许多研究者为自己所持的当下立场无需加以辨析的绝佳理由。然而，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将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做过另一种解读，他说：“近代西方哲学家克罗奇曾经说过：全部历史都是当代史，除此之外，就不可能有历史。他的意思是，即使是发达的文明人，仍然——像原始人一样——是他自己时代和地域的囚犯。”(11)汤因比进一步指出：“历史学家是他自己时代和区域的囚犯的客观意义是指，他眺望历史长河上游的唯一的立足点，是他本人一直乘坐的沿着波涛翻滚的激流顺流而下的小船的不断移动的桅顶。这就是近代西方历史上相继不断的每一代历史学家都不得不书写他自己关于希腊—罗马文明历史的原因。……历史学家也是他自己时代和区域主观意义上的囚犯，我们刚才注意到近代西方历史学家非常成功地使埃及法老埃赫那顿再生，以至他们也——像法老同时代人那样——强烈地感觉到他。但是，他们并没有以埃及法老的同时代人的感觉方式感觉他。……他们将埃赫那顿拽出了他的社会环境，塞入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12)换言之，历史叙述一定是当下语境中的产物，而历史研究却必须分清研究对象所处语境与研究者自身所处语境对他的双重影响。 基于对这两种语境间存在之张力的思考，本文将兼及对两种语境的考量，从西方希罗多德研究中的两个观念展开讨论，考察基督教史学传统可能在阅读策略及研究进路上对其产生的影响乃至误读(13)，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希腊史学与教会史学之目的及方式的根本不同，进而设想另一种在希罗德多研究中或许可以作为参照的解读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