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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吴晓群：《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思想路径》，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第146页。 ②[英]克里斯托弗·道森：《基督教——西方社会的灵魂》，杜恺译，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6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1页。道森在西方思想界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坚信“宗教是历史的钥匙”，认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道森坚持认为，若要理解人类任何一种文化的最初形态及其随后所发生的种种变迁，就有必要理解一个社会中的宗教。(参见：陈恒：《宗教文化史的奠基者——道森》，载《新史学》，第6辑，第1-7页。) ③[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9页。 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0页。 ⑤[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23页。 ⑥[英]彼得·伯克：《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宋立宏译，载陈恒主编：《历史与当下》，第2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⑦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载《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1期，第157页。 ⑧[美]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有学者指出：“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两极趋势，一方面是以微观史、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学、后殖民史学为代表的解构性历史研究，一方面是以世界史和全球史为代表的注重整体和比较的宏大叙事，两者虽时有抵牾，但并不至于对立。”参见张旭鹏：《西方普遍史传统与大历史》，载《全球史评论》，2013年第1期，第162页。 ⑩[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50页。 (11)(12)[英]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刘建荣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7页。 (13)梳理在西方希罗多德研究中哪些著作是明显受到基督教史观的影响，这一工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会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对此，本文除了继续以上从思想史的角度所作的讨论之外，还将在下文中以某些学者及其著作为例加以说明，而更加具体细致的文本梳理将是以后的工作。 (14)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15)希罗多德：《历史》，第3页。 (16)[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2页。 (17)参见：Momogliano,"Friedrich Creuzer and Greek Historiography",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pp.75-90.有关19世纪西方学者对希罗多德的研究，本文主要以此为参考。 (18)参见：Momogliano,"Friedrich Creuzer and Greek Historiography",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pp.75-90. (19)(20)(21)Donald Lateiner,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Herodotu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9,pp.202,208,151. (22)(23)[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32-33、34页。 (24)[英]彼得·伯克：《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第5页。 (25)[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4页。 (26)[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62页。 (27)John Gould,"Herodotus and Religion",in Simon Hornblower ed.,Greek Histori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91-106. (28)[美]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37页。 (29)参见：C.W.Fornara,Herodotus:An Interpretive Essay,Clarendo Press,1971. (30)参见：H.R.Immerwahr,Form and Thought in Herodotus,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Press,1966. (31)参见：H.Wood,The Histories of Herodotus:An Analysis of the Formal Structure,The Hague,1972. (32)参见：Virginia Hunter,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33)唐纳德·凯利说：“在宗教背景下出现的西方历史哲学并不是榜样示范和政治判断之类的事情，而是根据一个更高层次的含有启示开端和充满希望的、可预测的结尾的计划来对世俗经验意义进行虔诚思考。”参见[美]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231页。 (34)Donald Lateiner,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Herodotus,p.4. (35)P.J.Rhodes,"In Defence of the Greek Historian",Greece and Rome,41,1994,pp.156-171. (36)G.S.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 (37)希罗多德：《历史》，第125页。 (38)[美]李弘祺：《历史必须遵循理性的解释模式吗——来自中国人视角的批评问题》)，邢丙彦译，载《历史与当下》，第2辑，第57页(该文中译者将李弘祺的名字按其英文名直译为“托马斯·李”，但该作者为出生台湾的华裔学者，因此在中文语境中以其母语方式显示其姓名或许更为恰当)。 (39)据彭小瑜的解释，在西方史学界，对“教会史”(Church History)的定义：“是神学的一个分支，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诠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并且以此构造世界历史的体系。……这一学科的学者，他们构成教会历史研究者的绝大多数，而且到了近现代他们一般也不排斥实证的科学态度，而是试图调和信仰和理性。”见彭小瑜：《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与方法论——以宗教改革和宗教裁判所研究为例》，载《西学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页。 (40)[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2、23页。 (41)译文参考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42)Lateiner,"The Empirical Element in the Methods of Early Greek Medical Writers and Herodotus:A shared Epistemological Response",Antichthon,1986(20),pp.1-20. (43)Rosalind Thomas,Herodotus in Context: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4)(45)Rosalind Thomas,Herodotus in Context,pp.284,4-9. (46)Rosalind Thomas,Herodotus in Context,p.40, (47)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第3卷，《中世纪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48)参见：John Neville Figgis,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St.Augustine's 'City of God',Longmans,1921,p.34. (49)[德]特奥多尔·E·蒙森(Theodor E.Mommsen)说：“奥古斯丁明显地是在说柏拉图主义者、斯多噶主义者及其他希腊哲学流派的历史循环论。(12.14 A)……对奥古斯丁来说，历史的进程不在循环之中，而是沿着一条线的。那条线有一个最明确的开端，即创造，有一个最明确的终点，即最后的审判。……根据奥古斯丁的历史进程概念，时间中所发生的每个具体事件，每个人的生活与行为，都是独一的现象，都是在神圣天命的预兆下发生的，因此必有确定的意义。这种线性历史概念不同于希腊人的循环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希伯来人的观念，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它。但是，奥古斯丁最充分地、始终一贯地阐述了那些观念，从而决定了在中世纪盛行的历史神学，并影响了现代的历史哲学。”参见《圣奥古斯丁与基督教的进步观念：〈上帝之城〉的背景》，夏洞奇译，载《西学研究》，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5-227页。 (50)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7页。 (51)[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第200-201页。 (52)[美]唐纳德·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165页。 (53)[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 (54)卡尔·洛维特说：“每一种历史观，如果它能被称之为‘基督教的’，都是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国》为样板。”见[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第197-198页。 (55)夏洞奇：《奥罗修重放光芒？》，载《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1期，第127页。 (56)(57)李隆国：《透过战争说和平：奥罗修与基督教史学的转型》，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5、185页。 (58)Marc-Antoine Linstadter,Paulus Orosius-A Christian Propagandist? Grin Verlag,2006,p.1.转引自赵立行，第39页。 (59)(60)夏洞奇：《奥罗修重放光芒？》，第125、134页。 (61)[法]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 (62)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第3卷，《中世纪时期》，第16页。 (63)对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普遍史的详细论述，可参见：Michael I.Allen,"Universal History 300-1000:Origins and Western Developments",in Deborah Mauskopf Deliyannis,ed.,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Brill,2003,pp.17-42. (64)参见：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Edward Arnold,1969,chapter 1. (65)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载陈恒主编：《历史与当下》，第2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8页。 (66)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 Modern,2[n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78. (67)[英]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123页。 (68)[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第197页。 (69)对于这两种希罗多德研究中不同路径的考察参见拙文：《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思想路径》，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第136-144页。 (70)“语境论”的解读方式将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从纯粹以文本中心转移到以语境为中心。因为，即便是经典文本也并未提供一种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我们必须将要研究的文本放在当初其所赖以形成的具体的思想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关注文本作者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话语结构，把握作者发表言说时的论争语境，从而才能达至对经典文本的历史性理解。本人曾撰文讨论古典史家所处的“城邦语境”，参见拙作：《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公众记忆与口述传统——再论〈历史〉真实性问题》，载《新史学》(台北)，第21卷2期(2010年6月)。 (71)[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208页。 (72)参见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第53页。 (73)[美]李弘祺：《历史必须遵循理性的解释模式吗？——来自中国人视角的批评问题》，第57页。 (74)Grant Hardy,"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Feb.,1994.左鹏译，载《新史学》，第1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75)Grant Hardy,"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tribute to Modern Western The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Feb.,1994.左鹏译，载《新史学》，第1辑，第27-28页。 (76)邓嗣禹：《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一项比较研究》，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1956.12)，第445-463页。 (77)1993年雷戈对当时出版不久的《司马迁评传》中的二者比较做如下评论：“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二人究竟谁更伟大呢？我想二人都伟大。二人之间既没有最高级，也没有比较级。因为双方既不构成比较关系，也不形成比较结构。任何一方都不是可供对方比较的对象。”参见雷戈：《不可比的“比较”》，载《读书》，1993年第10期。 (78)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汀指出：“如果历史学要恢复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性，它可能不得不再次关注它所忽视或压抑的许多隐蔽的历史，许多普遍史的‘他者’。”参见：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in 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49(December,2010),p.16. (79)(80)余英时：《中国史学思想反思》，第42、47页。 （本文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