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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必须是完整和一致的吗？ 希罗多德是否赋予他的“历史”以一个从始至终的主题？《历史》的结构是否具有完整性、连贯性？这也是古典时代以后西方学者激烈争论的问题。还曾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没有写完，但也有人为其以精妙的高论结束全书而赞叹，等等。总之，相关的争论延续至今，各派始终无法说服对方。对此，就连当代著名的思想史家唐纳德·凯利(Donald R.Kelley)也只是谨慎地表达：“该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一部结构完整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向观众朗读的故事的汇集品，对于这一点人们存在争议；但作品的整体结构，比如处理东、西方对峙的方式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形式主义的紧扣文字的学者已夸大了作者这种有意识的谋篇布局。”(28) 在有关《历史》结构的问题上，从19世纪到整个20世纪，西方学者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派被称为“分析派”(analytic)，另一派则是“统一派”(unitarian)。他们的争论围绕着《历史》的起源、发展、主要的观点和最后的形式等等问题展开，但各自在论证上都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都试图对《历史》的结构加以分析，但观点各异：福那拉(C.W.Fornara)指出《历史》的前半部分如同是“古物集成”，后半部分才是历史著述，因此作品的连贯性无从谈起(29)。但是，伊默瓦哈(H.R.Immerwahr)(30)以及伍德(H.Wood)(31)等人则认为，希罗多德的著作具有某种模式上或修辞上的一致原则。进入80年代后，弗吉利亚·亨特(Virginia Hunter)以“发散论者”(diffusionist)和“进化论者”(evolutionist)这样的称呼来区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32)，借用现代历史哲学家的分析工具来确认古希腊史家的调查程序，最后指出，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都不关心地理或编年的正确性，也不在意细节的准确无误，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以迷人的风格叙述故事。这样的结论显得比较笼统，似乎并没有直接关注其完整性问题。不过，亨特对两位古典史家的称呼却带有高下判断和进步史观的痕迹(33)。拉特内尔虽力图在分析派与统一派之间保持独立，但他又宣称：“我假设在这一古代文本中存在某种统一。”(34)可见，正如前所述，他仍不由自主地延续了要为古典史家的历史书写找寻某种连贯性的惯性思维。 即使是在为希罗多德辩护的西方学者之中，他们也主要只是从口述材料的特征去理解他的历史书写，而不是承认其叙事风格本质上的合理性。如罗兹(P.J.Rhodes)在《为希腊史家辩护》一文中认为，希罗多德记载中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口述资料的特点所引起的，且记忆也会影响他的叙述。而这一切都源于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我们今天的世界，因此他也无法使用现代的方法和工具去处理和使用那些材料(35)。施林普顿(G.S.Shrimpton)在《古代希腊的历史与记忆》一书中对记忆及记忆术对早期希腊历史写作的影响加以研究，指出“记忆的真实”与“经验的真实”不同，这也是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问的差异之处(36)。 总之，在20世纪后半叶对希罗多德的研究中，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理解，西方学者们都是希望通过对文本的分析，确认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原则，他是如何搜集资料，又是用什么方法将那些资料组成这样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的。但是，由于《历史》太长，且包含大量的信息，它的主题又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其中的插话不仅非常详细而且篇幅惊人，因此，大多数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最后都或直白或委婉地表明，希罗多德那种不时脱离主题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主题不明确、主线不清楚的叙述方式是当时文学技巧本身不完善的结果，认为希罗多德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其文本的结构，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存在某种缺陷。换言之，这些古典学家承认，后世缺乏必要的理论和角度来处理《历史》的结构问题，后人只能从对《历史》的阅读中获得愉悦感，要分析和理解它则是不大可能的。 事实上，若以读现代著作的思路(即寻找作品的中心思想、主要论题的方式)去阅读希罗多德的作品，许多读者的确会感到失望或不得要领。因为，他们会发现希罗多德的著述中似乎有很多与主题不相关的分支内容。《历史》中那些不断出现的“插话”、“插话中的插话”以及前五卷中大量有关东方民族地理、民俗、传说、律法等等描述，很难让读者相信希罗多德当时已有了那种对历史紧密和连续编排的意识，同时也难以让人将《历史》仅仅视作一部纯粹站在希腊立场或波斯角度记述两者之间那场战争的叙事史。 当然，就事件的真实性而言，听取各方说法，然后进行判断，辅以实地考察，这些并不足以还原事件的真相。希罗多德探究方式本身的确可能存在某种今人难以理解之处，但作为早期人类自我认识的体现，希罗多德的“历史”无需跨越时间地面对种种现代式的拷问。相反，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为何如此提问？我们的问题意识来自何处？种种诘问是出自文本自身还是后世附加的？ 以此角度观察，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会感到《历史》在叙述方式和完整性上存在问题，恰恰是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那种单线性历史叙述的写作与阅读方式，因此，他们会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不够严密，缺乏统一自洽的结构。 然而，事实可能与那些西方学者的理解大相径庭，希罗多德所做的或许就是要给读者留下自己思考和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从多个视角来理解希罗多德，则可将《历史》视作一部兼具动态的叙事与静态的风俗地理志结合的作品。我们前面已论及，他在《历史》的开篇之处就宣示其著述的目的有二：一是记述希腊人与异邦人的功业，使之不被遗忘；二是记录下发生战争的原因。由此而观，他那些大量的插话就并非离题之话，他描述的那些故事正好是他探究精神及内容的体现。可以说，希罗多德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报告自己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并说明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建成的那些最伟大和最主要的设施，而对有关纷争的原因也作出了交代，可以说，希罗多德著述的两大目的都已达到。 更何况，如果我们承认，希罗多德记载人类功业的方式主要是依赖口述的资料，通过谈话、打听，并以插话的形式加以记述的。那些插话看起来似乎与后世总结出来的所谓的希罗多德《历史》的主题，即希腊人与外邦人纷争这个主题并非完全不相干。但事实上，这种插话可能并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插科打诨，或者仅仅是在讲述奇闻趣事，而是对人类各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惊异事物”的描写，这正是希罗多德在解释他为何用了整整一卷来叙述埃及的情况时所说：“关于埃及本身，我打算说得详细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因此在下面我要仔细讲一讲。”(37) 由此，我们或可将这种插叙本身视作一种具有特殊魅力的叙述方式。它是一种随着语言或故事本身的流动而流动的讲述方式，是一种“叙述流”，它想向人们展示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晰的原因—结果的、单线条的、固定不动的叙述客体。而是一个有着众多线索、可以随时把某一段拆开，也是可以单独讲述的、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目的去解读的东西。 并且，希罗多德以一种好奇的态度、打听的方式展开叙述，然后，将听到的各种说法加以比较判断后给出自己的看法，有些事情他甚至只提供几种说法或他的看法，却不对此负责任。因为，他所打听的是具体的人或事，而不是要追问“什么是正义本身”或是“什么是幸福本身”等这样的问题，也不是要从过程中总结出什么带有规律性的模式。希罗多德对于细节的喜爱，表明他是在探究事物本身，且这种探究并没有脱离具体的情境，而事物也就如同他所看到所听到的那样，他只是将其叙述出来而已。此外，希罗多德所叙述的内容、所探究的事物都被认定是可以证实的，比如他告诉我们他是可以跑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祭司们所言非虚。 总之，这与那种通过直接宣示上帝的意志不可改变或以种种修辞手法隐藏史家主体意识，使历史仿佛自己呈现连续性、自己开口说话而达到客观性的做法很不一样。因为“目的论或规律性取向的历史思想更多地是关注于探究真理，或至少是关注于探究一种观念如何优于另一种观念。”(38)因此，当某些西方学者以惯常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及其写作目的时，这种基督教史学的思想传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那些西方学者对于古典历史书写的认识。当他们以一种严密系统且不容相互抵牾的逻辑去衡量希罗多德的作品时，难免会不自觉地代人既有的思维，将古典作家的作品也假设为应该是一个自洽且统一的系统，否则便是不成熟或是有缺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