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问题，新解读 除了以文献、文书整理为基础支撑起新的研究，赵益在座谈中谈到了新视角的重要性。他说：“史料的开掘就是领域的开掘，有新的问题、转换眼光，会发现史料中更多的信息和可能。”对于那些早被重视、经过了良好整理的文献资料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本次会议姚乐、于溯、叶炜三位所报告的论文都尝试以新鲜的视角处理并不新鲜的材料。 姚乐论文《萧梁“三品蕴位”考论》关注萧梁官班体制。围绕这一话题，学界已经进行过漫长的探讨，从姚文中回应前人诸说所占篇幅之多便可见一斑。在纷纭的论争中，作者能够提纲挈领，条分缕析，对主要观点做出简明扼要的评判或辩驳，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思考之深入。关于这一问题的基础材料是《隋志》所记萧梁三品蕴位、勋位职官，此外散见于纪传的相关记载，也在历次研究中被翻检利用。作者依托官制史研究的积累，对《隋志》记载重行录文标点并进行考释，依然纠正了此前的不少误解。在此基础上，借助音韵与训诂之学的启发，作者对蕴位、勋位的性质与作用提出了与前人不同而又合乎情理的解读，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感。作者还就南朝官制的基本史料情况，提出《隋志》编纂者存在使用北朝隋唐系统的制度观念曲解南朝职官体系的现象。 叶炜《从不书志主名字现象看中古集本与石本的异同先后》一文同时关注出土墓志和文集所收墓志避免写出志主名、字的现象，虽然利用墓志，但并非追求新资料之作，而是尝试对墓志作系统性研究。全面联系出土志石与文集的资料利用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与之相应的则是观察视角之新：关注墓志的制作过程、关注避讳文化的因素。文章认为墓志不书名字的现象“主要与避讳的性别因素以及避讳、称谓风俗及其变化相关”。评议人邓玮光认为集本不书志主名字有可能是文集为彰显作者文采，或为尊重死者而不书。张学锋提示了一方武周时期墓志材料，对讨论当时撰写墓志文和镌刻志石时的避讳处理问题有特别价值，又建议将同时有石本、集本的墓志做全文对勘，或许能有更多发现。 中古史书中出现了大量对时人记诵能力的记载，而且广泛涉及各阶层人物，但因史笔雷同又不无夸饰，往往被读者视为浮词滥调而遭到忽视。于溯的报告《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却认为，在这些“被抛弃的史料”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文献史和文化史信息。当时人常以诵得的文献与抄本相互校补，所诵文献具备版本意义，可称之为“记忆本”。记忆本在某些方面更能满足人对书籍的要求，因以风靡一时；惟其获取艰难，抄本又在通过不断的技术变革模拟记忆本的强项，最终导致记诵的现实意义下降，中古以后人们的记诵观念也更理性化。中古文献的形成和流传史，因为记忆本的加入，要比过去想像的复杂。评议人陈爽认为这篇文章思路精巧，很具启发性，但将中古时代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探讨似乎过于笼统，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前后时期是否存在变化，又建议将文中使用的术语“手抄本”改为“写本”。陈志远认为中古时代写本占据优位，而记忆本是一种补充，本文对二者关系的定位可以斟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