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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资料跨入考古资料 处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主要而言都是针对文字的工作。历史专业背景的学者在面对出土文物时，总难免将视线集中于其上的文字。张学锋在座谈中指出，“从文献到出土文书这一步不难，难的是如何从文献、文书跨入到文物，……把没有文字信息的文物利用起来，从中读出历史的信息”。他扩展恩师永田英正关于史料运用的教导，认为无论对于传世或出土的文字资料，还是文物资料，都应该追问三点：为什么是这样的内容，为什么以这种形式，为什么在这里，“把这三个疑问搞通以后，没有文字的地下遗迹现象同样可以作为史料来被我们利用”。 陆帅的论文报告《萧梁前期的北来降人：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小考》就跳出单纯对墓志文字内容的关注，将墓葬整体环境纳入研究视野。虽然论文题目称“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但实际上这方墓志并非新近发现，而是已面世近40年，作为为数不多的南朝墓志，此前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注意。由于该墓志的图版和录文一直没有完整公布，研究的展开受到制约。新近公布的图版并未提示任何墓葬信息，得益于对南朝墓葬、考古资料的长期关注，作者注意到该图版正属于此前已经公布的发掘简报中的墓志。作者还进一步注意到墓葬之外的地上遗迹，推测在另一份资料中公布的石辟邪很可能属于这座墓葬。由此，得以在全面的墓葬环境中对这方墓志记载的内容作更深入的讨论。 这方墓志原本三千余字，但现在能够辨识的仅四分之一左右。由于关键位置的残泐，此前学者对墓主身份多存在误解，也使得这方墓志定名不一。新刊图版虽然亦不甚清晰，作者克服诸多困难，释读出大量文句，判断墓主应为由北奔南的冀州人士，曾长期参与淮水一线的军事活动，包括浮山堰的建设。在墓葬环境与墓志内容的对比中，作者注意到墓志所记墓主身份属南奔武将，官位亦非极显赫，而此墓葬的整体形制则接近萧梁宗室墓葬。对这一矛盾，作者从墓主事迹的稽考出发，联系当时的南北政治局势及梁武帝的政策倾向予以解读。 在讨论环节，吴桂兵（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指出此方墓志提及丧葬仪轨的安排及人员，是非常贵重的材料。张学锋特别肯定了以纯粹历史学背景出身的作者能够对考古环境有如此关注，并指出此墓葬形制与南朝宗室墓在本质上一致，类似墓葬的材料尚有不少（包括尚未公刊者），但大多数墓主身份不明，这也使本墓葬的资料值得继续关注。张学锋还提示作者除了从官位的角度审视墓主身份等级，还可注意可能的爵位因素。 将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是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的一个强项。利用会议间隙，与会学者走访了陵墓石刻、城墙、水道等六朝遗迹，张学锋、杨晓春、许志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长期从事考古研究的南京学者信手拈来深入浅出的解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座谈时，陈爽表示：“北大和南大各有优势，有很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南大历史学院有很多从事一线文物考古工作的学者，通过这两天的接触，他们对考古资料的解读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和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