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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文献·文书·文物 综合传世文献、出土文字资料和文物进行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位彼此关系。传统的金石证史、补史的观点，今日已引起反思。仅仅将出土资料中的文字与传世文献记载做简单比对，这样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学界要求。 所谓“新”资料，是相对于以正史为中心的传世文献的“旧”资料而言。这不是单纯时间意义上的“新”，更是资料本身性质上的“新”。只有充分理解新资料所特有的性质，才可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而不致只是把它们削足适履地嫁接入传统史料已经绘出的历史画卷中。文书学的研究，以及对文书性质的深入认识所推动的行政运作研究，是当今“新”资料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范例。中古墓志的大量出土虽然也刺激了家族个案研究，促使今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南北朝晚期攀附士族的现象，但与出土文书带给史学研究的冲击似乎还不能相比。学界对于在葬礼中使用、安放在墓穴中的墓志，还没有足够独立的认识。本次会议中与墓志相关的报告都有意尝试对墓志特性的认识，但从资料本身的合理利用到历史视野的拓展，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新近发现的资料，那些长期受到冷落的“边角料”文献，也能够通过对其资料性质的再认识而成为“新”资料。简牍文书的研究是由于超越了对单支简牍的内容的关注才得以别开生面，而今天史学研究利用中古文献的佚文，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单条文字内容的利用。在佚文背后，还需要了解中古时期的文献制作与流传，文本的拆分与重组等。这些涉及传统的文献学、辑佚学、史源学的话题，今天应该重新受到重视。 无论对于正史还是佚文，简牍还是碑志，与其说我们缺少的是资料，不如说我们最终期待视角与观念的突破。而这种突破若想造成深刻的影响，必定要以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资料本身为基础。 （本讨论会纪要由会务组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