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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去相关的历史，修昔底德认为，“过去的大多数人不用批判的方法去处理所有的传说——就是对那些和他们本国有关的传说，他们也是这样不加批判地接受的。”(13)原因是“人们不愿意付出辛劳去寻求真理，而是一听到什么故事就相信它。”(14)修昔底德希望自己只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出“比诗人更可信”、“比散文编年史家的论述更可靠”的结论(15)。因为诗人提出的问题常常夸大其词，值得怀疑(16)。例如：诗人们总是把阿伽门农(Agamennon)集结(针对特洛伊)远征军的原因归之于海伦(Hellen)的求婚者们受到其与丁达鲁斯(Tyndareus)誓约的约束，而修昔底德则认为，阿伽门农能够召集远征军，是因为他手握重权，是他那时代最强大的王、最伟大的海上统治者。其他的国王追随他不是因为忠顺或感恩而是因为恐惧(17)。由于诗人缺乏“真实性”与“可信度”，所以伯利克里在“国葬演说”中说：“我们将不需要荷马唱赞歌，也不需要其他诗人的歌颂，他们的诗篇可能令人欣喜一时，但他们臆想的事行蒙蔽了真实。”(18)而散文编年史家“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的真相。他们处理的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悠悠岁月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19) 一直以来，学者对修昔底德的当代史关注有加，对其所记述的古代历史却少有研究。其实，只要认真研读全文，我们就会发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穿插着众多古代史事。其中著名的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的特洛伊与波斯战争、雅典崛起的过程(20)、基隆事件(21)、提修斯改革(22)、古代西西里史事(23)、雅典僭主政治(24)等等。通过论证和辨析古代历史，修昔底德一方面能够较深刻地展示自己的写作意图，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也能弥补传统记载之不足，使历史的连贯性得以完整体现。修昔底德坦言：他之所以追溯雅典帝国形成的过程，就是“因为以前的作家都没有述及这段历史，他们的主题不是波斯战争以前的希腊史，就是波斯战争本身。”赫拉尼库斯在他的《雅典编年史》中的确也“涉及过某些事件，但是叙述得有些简略，书中的年代也不准确。”修昔底德书中陈述的古代史事虽然不属于当代史范畴，但它们与当代史关系密切。它们是当代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以时为序、按时叙事是历史叙事的基本特征。修昔底德坚持：叙事按夏季和冬季来纪年(25)。他强调：“我这部历史著作采用夏季和冬季纪年方法，人们会发现，每季等于半年，第一次战争经历了10个夏季和10个冬季。”(26)写完十年战争后，重申：“他将一年分为夏冬两季，采用编年体裁将历史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记载下来，一直写到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摧毁雅典帝国，占领长城和比雷埃夫斯为止。”(27)他认为：用季节计算年代比过去常用的以各邦的执政长官或其他重要官员的任职时间来计算年代肯定要准确些。用官员的任职时间来准确计算年代是不可能的，因为某个事件可能发生在他们任职的初期、中期或末期(28)。用季节计时述事的方法虽然会割裂个别叙事的连贯性，但时与事的严格结合确实使历史学的准确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9)。 修昔底德的叙事以客观真实为标准，以“不心怀恶意、不盲目恭维”为原则(30)。“他报道事实，绝不妄加评判，但却没有省略任何适合我们独自作出判断的情节。他将所叙述的展现在读者眼前。他善于隐藏自身，而非置身于事件和他的读者之间。读者不再相信自己正进行阅读；他深信自己正观察着一切。”(31)修昔底德坚称：在书写事实时，“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睹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的史著，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32)修昔底德对获取真相的自觉认识在古代希腊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演说词是修昔底德最高才华的体现(33)。在叙事过程中，他使用了大量的演说词。他坦言“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34)据统计，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共出现了141篇演说词，约占全书总量的1/4(35)。演说是他阐发普遍规则的形式，更是说明理由的手段，虽不是实录，但确有弥补事实不足之功效，是衔接前后事件的桥梁，起着“为事件铺路”，“为时代立言”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