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述因于叙事之前是修昔底德撰史的重要特征。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当时就有多种说法。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5年推出的《阿卡奈人》一剧中就认为是伯里克利的麦加拉禁令导致的(36)。他在公元前421年所写的《和平》中又提出伯里克利因为害怕菲迪亚斯案件受牵连而通过了麦加拉禁令,从而挑起了战争的火焰(37)。战争初期,雅典人一般也谴责伯里克利,说他是战争的发动者,是造成他们所有不幸的根源(38)。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既不对别人的看法加以评判,也不挑战其他的观点,而是直接讲述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科西拉事件、波特提阿战争与麦加拉事件。但他明确指出这场战争的深层原因,也即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39)在另一处,他指出:拉栖代梦人之所以宣战,“不是因为他们的同盟者说服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他们看到希腊大部分地区已经臣服于雅典人了。”(40)修昔底德这种先述因后叙事的写作方法与希罗多德有着明显的不同。希罗多德在撰写史书时,是先叙事,后析因,即先把他的“ ![]() 致用是修昔底德关注的另一重点。他在序言里明确指出:“那些渴望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的人,那些渴望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按照人类的常理——将来某一时期会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再次出现的人,认为我的作品是有用的,我就心满意足了。”(43)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他看来,他的作品还是具有“致用”这一功能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是有用的,而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又会对认识相同或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有所帮助。为此,他认真书写案例,望前事之鉴成为后事之师。即使是雅典的瘟疫,他也没有将其忽视,而是“扼要记载这种现象,描述它的症状”,希望“以后再发生这种病,学者们也许会对它有所认识。”(44)其实,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他也在不断记述各邦用历史来论证自身观点合理性的案例。例如:雅典人经常坚持“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认为“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法则。”(45)武力反抗雅典的米列提尼人则深信:“从过去发生的事例中(即从雅典以前对盟邦所采取的贪婪与强硬措施中——作者)所得出的教训,使我们对于作为盟主的雅典人不能再信任了。他们在征服了我们的诸盟邦之后,如果他们有力量,不可能不以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46)“从他们对待其他盟邦的实际行动中,我们得到了教训,即使这场战争没有爆发,我们也不指望能够更持久地维持现状。”(47)在修昔底德看来,这也就是斯巴达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原因(48)。正是因为对历史有用性的坚信不疑,他才确信他所撰写的著作有条件成为可鉴之资,具备“垂诸永远”的资格。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是西方历史学之父,“ ![]() ![]() ![]() ![]() ![]() ![]() ![]() ![]() ![]() ![]() 在写作此文过程中,得到了刘家和、廖学盛先生的无私帮助,特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