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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述因于叙事之前是修昔底德撰史的重要特征。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当时就有多种说法。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5年推出的《阿卡奈人》一剧中就认为是伯里克利的麦加拉禁令导致的(36)。他在公元前421年所写的《和平》中又提出伯里克利因为害怕菲迪亚斯案件受牵连而通过了麦加拉禁令，从而挑起了战争的火焰(37)。战争初期，雅典人一般也谴责伯里克利，说他是战争的发动者，是造成他们所有不幸的根源(38)。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既不对别人的看法加以评判，也不挑战其他的观点，而是直接讲述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科西拉事件、波特提阿战争与麦加拉事件。但他明确指出这场战争的深层原因，也即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39)在另一处，他指出：拉栖代梦人之所以宣战，“不是因为他们的同盟者说服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他们看到希腊大部分地区已经臣服于雅典人了。”(40)修昔底德这种先述因后叙事的写作方法与希罗多德有着明显的不同。希罗多德在撰写史书时，是先叙事，后析因，即先把他的“  ”成果，也就是波斯战争的事实展示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把双方间战争的原因分析清楚。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才是切合自然的考察方法，符合知识生成的自然法则(41)。正因为如此，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诗论》中，只分析了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而没有把修昔底德的作品作为其考察的对象(42)。致用是修昔底德关注的另一重点。他在序言里明确指出：“那些渴望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的人，那些渴望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按照人类的常理——将来某一时期会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再次出现的人，认为我的作品是有用的，我就心满意足了。”(43)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他看来，他的作品还是具有“致用”这一功能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是有用的，而了解“过去业已发生的事情”又会对认识相同或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有所帮助。为此，他认真书写案例，望前事之鉴成为后事之师。即使是雅典的瘟疫，他也没有将其忽视，而是“扼要记载这种现象，描述它的症状”，希望“以后再发生这种病，学者们也许会对它有所认识。”(44)其实，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他也在不断记述各邦用历史来论证自身观点合理性的案例。例如：雅典人经常坚持“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认为“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法则。”(45)武力反抗雅典的米列提尼人则深信：“从过去发生的事例中(即从雅典以前对盟邦所采取的贪婪与强硬措施中——作者)所得出的教训，使我们对于作为盟主的雅典人不能再信任了。他们在征服了我们的诸盟邦之后，如果他们有力量，不可能不以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46)“从他们对待其他盟邦的实际行动中，我们得到了教训，即使这场战争没有爆发，我们也不指望能够更持久地维持现状。”(47)在修昔底德看来，这也就是斯巴达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原因(48)。正是因为对历史有用性的坚信不疑，他才确信他所撰写的著作有条件成为可鉴之资，具备“垂诸永远”的资格。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是西方历史学之父，“  ”是他写就《波斯战争》的关键。但综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我们没有见到修昔底德使用过“ ”一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柯林武德断言：这是因为修昔底德写的是阿提卡文，而不是爱奥尼亚文，所以当然不会使用 这个名词(49)。但据古典学家默雷考证，修昔底德在文中使用了半爱奥尼亚方言(50)，著作中同样包含着爱奥尼亚的众多元素。因此，柯林武德的说法不能成立。霍恩布鲁尔认为，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一术语与希罗多德关系密切，在某种程度上，它就等同于希罗多德，是希罗多德的代名字。为了与希罗多德相区别，修昔底德一直避免使用这一术语；二是这一术语在当时还未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专门术语(51)。其实，修昔底德不用“ ”的真正原因是修昔底德的“ ”与希罗多德的“ ”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字面上讲，希罗多德的“ ”指的是“探研究诘”；而修昔底德的“ ”则是指“整理、搜集和书写”(52)。希罗多德的方法是亲闻、亲历，因此其内容多有不实之传说与无据之传闻；修昔底德的方法则是亲见，或从别人的亲见中把外在的现象转变为内在的精神的观念(53)。希罗多德的“ ”以事发地点为历史叙事的依据；修昔底德的“ ”则严格按照季节计时述事(54)。希罗多德关注更多的是古代史；修昔底德则更重视当代。希罗多德从不涉猎政治演说；修昔底德则对政治演说情有独钟(55)。修昔底德关心的是从原因的解释中导出具体的事实，而希罗多德却是先求真事实，后根据事实探寻原因。紧抓典型选题，剖析典型大义是修昔底德行文的宗旨；真实叙述事实，适度代人立言是修昔底德行文的原则与风格；陈述因果缘由，关注义理致用则是修昔底德的核心追求。它们都构成了修昔底德独特的撰史特点。修昔底德首创的撰史模式把古代希腊的史学推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峰，他的作品也因此毋庸置疑地成了古典史学的崇高典范。在写作此文过程中，得到了刘家和、廖学盛先生的无私帮助，特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