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的上篇（刊于本刊2008年第8期）质疑近年积极为现中国国家权力解释与辩护的知识分子，并非意指知识分子不能对权力有认同与热情，而是试图关注近年来的“新政”（特别是其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及相应实践思路与措施），虽然针对了当下许多急迫且重要的问题，但其基本观念和赖以执行的国家权力机体，也蕴含了多方面的结构性紧张，和多方面的历史性困难。 知识分子的这些辩护与解释，不仅无助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本身的自我丰富与改善，而且可能会误导制定者与执行者对历史-现实的感觉与理解。本文的质疑，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意在关怀——通过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与历史现实开掘视野，才能使这些知识分子的认同与热情释放出具有积极的成果来？ 本文试图在观念与历史的紧张与纠葛中引出问题、产生思考。也即，上面所提诸项问题，都是在先承认“新政”中的诸多观念和措施的积极价值的情况下，通过思考这些观念措施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来提问的。 制度变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是以，必需同时面对“中国经济奇迹”与严重贫富分化的急剧发生，既是这两个问题原非不相干，更是因为，当前的和谐社会论在太多人那里实际只成了一个再分配问题，国家对发展成就、国家财政再分配问题。而这样一种状态，其历史的对应便是把“中国奇迹”问题与“贫富急剧分化”问题分开。显然，此种考察追问当代历史的方法，不仅无助于我们进入当代历史、认识把握当代史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感受。 因为把“中国经济奇迹”与严重贫富分化急剧发生分开的再分配思路，无助于消弭、削弱现有和谐社会论中所蕴含的发展与分配、科学发展与已存在的实践的结构性紧张，而且当此结构性紧张在一定条件下变得极其严重时，会因事先缺少认知上的准备，而使现实实践，事实上又回到人们本希望告别的老路上去。 而在已成为知识界焦点并有相当成果的中国奇迹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之外，再提出“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却走向了其反面、何以出现过度实利主义的日常状态和诸种问题，首先在于藉此推动人们去认识、体察国家权力、制度的运作实际和身处于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 因为所谓“新政”的落实既然主要以现有国家权力机体为依托，那么如何设计与努力，才能更富成效地改善并运作此机体，从而使各个层次的国家权力机体都能更富建设成效、更少破坏性，则变成了一个必须被思考与处理的重要问题。要成功思考与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当然离不开对国家权力、制度的运作实际和身处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的深入认识。 其次，提出这些问题，还在于稍细心省察一下当代史，就可发现，近年大家所忧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生态、资源危机的形成，不仅仅只是部分观念、制度、措施不当导致的结果，还和中国当代广泛的制度运作、政治权力逻辑、社会运行轨道、多种观念化合成的文化思想状态、日常生活理解与方式、主体精神心理状态等密切相关。而历史性地考察制度改革走向反面的问题，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深度认识、捕捉对中国当代史、中国发展主义具有根本性影响的要素与问题。只有把这些探讨所触碰出来的要素与问题，和通过对“中国奇迹”问题、“贫富急剧分化”问题的探讨触碰出来的问题，一起结合起来思考，我们才可能真正建立出体察当下具体问题的基本认知结构。 而这样一种具坐标性的基本历史认知结构的建立，不仅大大有利于我们更快地进入、把握、定位此历史-现实中发生的各种现象，而且通过把当初对建立起此认知结构做过根本贡献的问题，重新置于此结构所照射的历史场域再观察，可以推动人们去更全面、准确地认知这些已被处理过的问题。这也当然意味着人们有了更好的条件重新认识、体察、评估“中国奇迹”、中国为什么快速贫富分化这些看起来已被广泛关注，但关注路径实已相对固定、相关思考也相对被封闭的重要问题。 第三，提出“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走向了反面诸问题，还在于要求我们不把问题探讨视野封闭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而必须把历史视野向前延伸。也就是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革”后中国当代历史的展开，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一些具根本结构性的、关键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产生与演变，实和新时期未能更好地接受、转化毛泽东时代某些应该被接受、转化的遗产，却又在另一些本不该再受毛泽东时代遗产左右的地方受制于毛泽东时代遗产高度有关。 两个传统的冲突 审看“文革”后改革开放刚启动时的那段历史，可以清楚看到，邓小平一方面是明确要以毛泽东留下的中国为基盘展开自己的改革的。因此他虽然否定“文革”，却反对“文革”后对毛泽东的过度否定思潮和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批判与检讨，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新时代的基本口号，且严厉控制了“文革”刚结束时明确挑战乃至否定先前社会主义历史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后继者们也时时感到毛泽东留下的遗产，特别是制度遗产、观念遗产和他们自己推动的历史展开之间的不协调，而时时进行调整。可惜的是，推动新时期开始使新时期初步展开的这些调整、改革在很多方面未能足够有力地面对好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遗产，而随着新时期的逐步展开，这一新时期兴起时隐伏的问题越来越生长成伤害着后面历史的重要问题。 重点提改革前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传统冲突的问题，当然并非意在换一种方式重复许多人已反复指出的论断：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出在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意在强调，不在这一历史高度上思考问题，正是我们今天所以陷入困顿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即是说，一方面以先前所遗留的基础为自己的根本展开前提，但在思考如何在新的开展中细致处置、转化、安排此前提的要素和能量上却深为不足；另一方面，在应该告别、超越先前历史的地方却受制于先前的历史。这些问题在历史的演化中所越来越突出对当代造成伤害，因为人们没有历史性地追溯它们的发生与演变，使得这些问题不能得到真正内在于此历史的有力理解。 特别提出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关系问题，意图在于找到可行线索以准确把握我们身处的历史与现实，并在现有条件下探讨遏止与改善此历史中存在的问题对此历史中生命的戕害。而这样一个目标则使问题的关键变成：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大陆其实在不断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制度改革，但问题是，这当中为什么只有一部分调整、改革基本达致了预想的结果，而另外一些调整改革则偏离了预想目标甚至走到了预想目标的反面呢？ 显然只有不直接以选举制、多党制、议会制来作历史的裁断，并在历史的展开中耐心体察与细究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的认识我们所身处的国家权力的运作实际和所以至此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真的、而非观念幻想地看到改善它的实际可能所在。 即使对那些断定中国的出路在抛弃现有政治权力制度、代以他个人所认定的政治制度的人们而言，此种现实认识亦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精神－心理中由具体人运作的，再精心的制度亦不注定导致理想的结果。因此，在认定一种制度为必须接受的理想之后，便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使此制度真的得到理想运作，而这些都涉及认识历史、社会及人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由于国家仍为形塑社会、形塑历史、形塑社会心理和人的生活－精神状态的关键力量，因此要研究、认识这一切，都不能不涉及国家权力实际运作，以及既被权力运作塑造，又反过来塑造权力运作的社会问题、精神问题、主体问题。 忧患意识与解决的方式 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常因各种问题信息、要求在他那汇聚，而更有条件对现实整体格局所内涵的冲突、紧张有所意识。现国家权力核心的一些言论、行为表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现下的困境绝非只是收入再分配问题、能源资源高消耗问题、环境生态等问题，而还和国家权力机体现状密切有关，而国家权力机体的问题又和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心理状况密切相关。 一再流传的关于共产党和现国家的“忧患意识”言论，和强力推动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运动，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执政能力的强调，绝非仅仅为巩固自身权力而操作的策略，而“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等，亦非一时心血来潮。 但这些举措亦表明，虽然他们比知识界很多人更为清醒地看到了现状的严峻和复杂，但不容否认，他们对中间很多问题的意识和把握仍是平面的。在他们感觉到问题所在方向后，由于不能对这些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制度、观念机制有深入、系统的认识，由此产生的具体对策的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在很大意义上，众多问题的存在和彼此牵制，以及对这些问题所以出现的历史、制度、观念机制不能有系统把握、理解，使得现国家权力在面对许多具体问题时，又回到极其粗暴、乃至野蛮的做法上。这些做法的存在，不仅为善意地想象国家权力新政的人所困惑，也为本来对中国体制素无好感者，快速定性现国家提供着证据。何以会出现这些看起来如此自相矛盾的现象？ 首先，现国家权力虽然相当程度上意识到问题的复杂，但由于不能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系统的思考，因此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社会问题主要理解为分配不公正、缺少社会福利保障等经济范畴的问题，而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国家掌握的资源和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他们相信，通过这些再分配的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问题可基本得到消除。 不过，在政策、方针得以充分贯彻前，由于社会存在着广泛不满的情绪，一旦失控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因此现在对社会抗争进行大力控制是必要的；而随着设想的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他们认为社会不满情绪将大为减弱，社会抗争将根本减少，乃至消失，因此，现在的严厉压制其实是为了以后不压制，只是过渡性手段。 第二，由于现国家权力解决社会诸问题的思路主要是对国家掌控的资源和收入进行再分配，这些有赖于经济的顺利成长和中央财政的充足，因此任何行为都不能影响经济的成长和中央的财政控制能力。 但这其实意味着，对现实有着更全面和强烈感受，更有着开出新局面的自觉与决心的新一届政府，在其基本实践面并没有走出，或曾尝试走出但又走回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旧路，并且由于当前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使得现国家权力反而可能在“稳定”问题上变得更过敏，更严厉。 所以，知识界要真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仅仅对人们欢迎的政府措施与言论表示支持，对其明显错误的行径予以批判、督促显然是不够的，而更应把自己的一部分重心转至以内在于此历史的方式把握现实的方向上来，即通过诸问题在历史上的清楚关联关系，建立关于现实的系统理解。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看似平板、确定的现实其实充满着各种契机和可能性。而只有对这些契机与可能性进行成功的揭示，我们才算在置身现实困境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思想之路，而这样一条思想之路的走出，不仅有助于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更富灵感和现实可操作性地走出既有的现实困扰，走出先前他自以为有效实际上可疑的关于现实的理解、应对逻辑，而且有助于社会更准确地自我意识与自我理解，并充分认识我们的好生活不仅在经济上的成功奋斗和国家更多的承担责任，也在甚至更在我们对新的生活共同体、新的伦理与生命理解、新的精神方式、新的意义获得路径的开创与发现。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只有真的走出这样的思想之路，知识分子才能更充分地意识他和历史现实间的多种可能建设关联关系，更准确地意识自己的介入点和介入形式如何才能是负责且迫切的，并更有力地把自己思考、研究的现实有效性、迫切性与自己关于人、关于社会、关于历史、关于世界的理想结合起来。 更迫切的政治和历史课题 如上分析，中国当下问题的严重性与多面性已使得我们没有条件把中国问题主要理解为经济成长问题和财富再分配问题了。因为政治机体、社会机体问题、日常生活安排和身心难安问题都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手段加以真正解决，把问题尽量解释为经济问题的做法不仅遮盖了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而且把上述问题过度归结为经济责任，也损害着对经济本身的理解。把中国大陆问题理解为成长问题和再分配问题，而不同时思考中国大陆权力机体、精神机体的问题，必将使经济成长、再分配问题（包括环境、生态等问题）因实际不能脱离这些问题单独考量而难有根本改善。 因此，要真的把握清楚现实、突破各方面问题纠缠于一起的困境，势必需要看清每个问题形成和所以形成的历史，并在看清每一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机制中其他问题所居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认清诸问题间的实际关联关系。 而如上所建议的这样一种对现实的把握、思考方式，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危机的思考、解决方面，可以不仅仅在以经济高速成长、中央财政高度充裕为前提的收入再分配这一条窄路上徘徊，在环境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思考、解决上，也能突破时下已经充分呈现的“科学发展”目标和现有发展路径间的两难紧张。 对中国大陆近年经济持续高速成长和种种社会问题与危机所以出现的细致历史分析，会让我们发现，许多过往被解释为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或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的问题与危机，其实并不是发展必然需要的条件或发展必然导致的后果；或即使有关，但并不必然需要这么强的条件，并不必然造成这么强的后果。 而对社会问题、社会危机所以形成的细致历史分析，看这些问题与危机所以形成的经济、制度、历史、观念机制，我们才能确定这些问题与危机和发展往往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改善之因果相关，而是可以在不仅仅依赖再分配的情况下削弱甚至解决这些问题与危机的。只有经过此种细致的考察，某些发展被确定代价过大并真的不可改善，这时对这些发展的严厉处置才真的是最少浪费的和有充分说服力的。 是以，在可持续发展等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意识和观念时，对发展主义的笼统批判其实已失去了当初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当发展被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与危机的根本前提时，对发展主义的笼统批判便更丧失了力量。也就是说，当被认为和某一问题有关的基本观念得到厘清后，接下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对问题的发生、发展过程细腻、准确的认识。因为，相关基本观念的厘清固然可以给我们思考、评估该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方向，却不能直接为我们更富实际成效地解决该问题提供具体实践方案，尤其当该问题纠缠于一系列问题中时就更是如此。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在基本观念基本厘清后，转向对该问题和与该问题紧密纠缠问题的细腻、准确地把握与分析。 只有如此，我们对一问题的历史－现实认识才算展开到了它应该展开到的幅度与深度，建基于此上的政治行动思考、行动对策才会是最具建设有效性、最少代价损害的。而对我们现在已提出的诸多重大问题来说，对它们本身和相关问题细腻、准确的认识其实意味着要对中国大陆当代史本身有进一步的深入认识与检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也必须说，对中国大陆当代史准确、深入的把握与理解，是中国大陆当下甚至比投资、能源、消费、环境这些看似分量清楚的诸问题更基本也更迫切的政治课题和历史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