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建立了一个以文明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世界史模式，以此为基础，他描绘了一幅世界历史的画卷，他也因此被学术界称为文化形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思辨学派的最后代表。研究他的历史哲学方法，探讨指导他分析历史的思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文化，或者说文明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话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助于我们了解文明接触的基本规律，以便于更理智的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汤因比观察世界历史的基本概念 汤因比历史研究方法的特点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历史，他的观察是基于这样三个理论层次：人——文明——宗教。这样的思路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研究》[1]一书中。 汤因比认为，应该把文明作为可以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是因为，尽管民族和国家是历史存在的最经常的形态，也是人们以往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但是，它们并不能对不同的社会从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区分，而许多国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如，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代议制政府的建立，都不是英国一国独有的现象，它与更广大的历史空间相联系。他提倡一种逆向的思维方式，用“树”的图形描绘欧洲的现代文明及其历史渊源。他把欧洲文明象征性的成果——工业革命和议会制度，比喻为一棵树的主干，但是，这棵“树”不是无根之木，其根部庞大而且深远，所占空间大大超过了露在地表的部分。他认为，欧洲的文化渊源可以溯源到公元690年的许多国家。 汤因比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宗教。他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例，说明基督教在欧洲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中起到了衔接的作用，从而抽象出凡是世界上高级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流行于远东的大乘佛教，都对不同时代文明的传承起到了中介作用。他认为，文明会死亡，但是，也可以再生。他还认为，出现在基督教建立之后的西方近代文明与在这之前的希腊、罗马文明有着相同的秩序，它们属于同一种文明。他说，从公元2世纪起，古希腊、罗马文明就处于衰退之中，从9世纪的拜占庭或者是13世纪的西欧起，新的现代欧洲文明已经在兴起。如果考察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它在从2世纪到9或13世纪之间，不是破坏了古典文明，而是“占有并保护着深藏生命的种子，直到这一切能够再次破裂，并进入世俗文明的新的生长期。”所以，他把基督教看成是欧洲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称它为“这一代蝴蝶与下一代蝴蝶之间的卵、蛆、蛹”。[2] 根据基督教产生的历史，汤因比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高级宗教不会产生在原始社会，也不会产生在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当中。因为，高级宗教不是单一文明的产物，而是由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而产生。他认为，有些宗教可能会产生在第一代与第二代文明之间，但是，这时期产生的宗教是不成熟的。只有在第二代和第三代文明之间，高级宗教的产生才成为规律。 为什么会有宗教？关于宗教的本质，汤因比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不应该只把宗教看成是文明社会中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而应该把宗教看成是社会本身的一部分，看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和制度。宗教是人类意识的产物，由于人对于他生活的社会只能局部的理解和控制，所以，人创造了宗教，并试图通过宗教去理解超越人们思想范围的那个终极世界。因此，宗教是人性中一种固有的不可剥离的情节。而终极世界的图像实际上是人类把对现实的认识梳理出一个秩序，并通过宗教的形式，试图与这类秩序求得和谐一致。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最早的宗教把这种努力看作是一种社会事业，人们通过群体的仪式，试图达到人与终极世界的和谐。因此，在原始社会和早期文明社会，宗教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高级宗教则不同，它把人从集体性宗教仪式中解放出来，使每一个人能够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系，能够通过祈祷来寻求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摆脱尘世的痛苦。所以，当人们跳出个人的局限在追求一种全人类都能接触到的普遍的精神现实时，宗教对于社会的作用就产生了。[3]这就是高级宗教的功能以及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因此，宗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它本身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部分。 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能够提升人类的道德。他说：“宗教进步意味着精神进步，而精神意味着人格。”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社会经验可以归结为无限的“自我”人格。他认为，对于“自我中心性”的克服，是建立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而社会和谐又是社会进步和文明成长的必要条件。高级宗教的创始人告诫人们，只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进行痛苦的精神斗争，才有可能克服自我中心。为此，他们自己首先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当人们崇拜上帝时，其实就是在学习上帝，要使自己能够像上帝那样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拯救自己的同伴。在书中，汤因比提供了一幅佛祖在斋戒时由于极度禁欲而骨瘦如柴的图片，说明要获得灵魂的拯救要遭遇怎样的肉体上的痛苦折磨。这与基督受难的原理是一致的。他认为，通过这样的痛苦过程，人就可以达到和实现“善”。他认为，尽管人性天生是“恶”，但是，它也天生就有一个向“善”的潜在能力。[4] 通过对宗教中的人，特别是人性与人格的研究，汤因比就把精神与社会，道德与进步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人，是他历史叙述的第三个基本概念。 二、 汤因比的世界历史观 汤因比属于文化形态学派，他用以分析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是文明。他把所有文明看成是平行的，同时代的。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向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地球的照片。站在这种宏观的时空角度来观察地球，任何人的历史视野都会随之改变。在这样一个视角之下，他把人类文明开始的时间与人类出现的时间进行了对比。他发现，较高级的宗教中最年长的距今只有2500年的历史，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也只有5000年的历史。而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从人类的祖先最早出现，至今已经有了50万年，或者是200万年的历史。拿2500年或5000年与50万年这两个数字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既然如此，人类社会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在时间上的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他认为，这一视野“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所有文明进行‘通盘的’考察开辟了道路”。[5] 他不但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时代的，而且文明是多元的；文明的发展是平行的、反复的和循环的，他反对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观，也反对文明的发展最终有个尽头的说法。他把所有文明的发展看成是在最近才开始的竞相向前发展的一场实验。从本质上说，它们既没有先后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分。[6] 汤因比不同意文明的差异由种族决定的说法。他说，虽然目前有一半数量的世界文明是由白种人创立的，但是，种族本身并不直接与代表文明的基本特征——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发生直接联系。他发现，在西北非洲的山地、阿尔巴尼亚及高加索的山地，都有一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他们非但没有创造文明，而且长期以来刻意避开与文明的交往。在印度支那半岛，他也发现存在着一些野蛮的黄种人，他们几乎不与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中华文明发生联系。汤因比也不同意文明由环境所决定的说法，他发现，在世界上一些自然环境相同的地区，却没有产生出相同文明。他认为，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原因，是多种事物相互关联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此，他提出了“挑战说”。他认为，文明的类型是由外界对人产生刺激，也就是外界对人的挑战和人的应战所做出反映的结果。他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人的本质：“简单说，这个‘恶’字便是我的本质。”“人要每日每夜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和生活的享受。”[7]所以，他发现，世界历史上的许多优秀文明，并不是发生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而是恶劣的地区。当然，自然环境也不能太恶劣，以至于使人类无法生存和繁衍。在这些艰苦的地区，正是由于那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和卓越的创造精神，才使那里出现了优秀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对于文明的产生虽然有影响，但是文明一旦出现，主要是人的能动性决定着文明的成长。 这样，文明就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是航行，而不是停泊。文明的发展没有尽头，没有人知道文明是否已经达到了文明的目的地。关于运动的状态，他认为有两种，一种是静止；另一种是活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从静止向活动状态转变的开始。他把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看成是许多人在一起攀爬山岩的比赛。在攀爬的路上，呈现出一处平坦、一处峭壁状的水平面和垂直面相互交替的形状，他认为，由此构成了人类向上攀援的活动和静止的生命节奏。关于这种节奏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认为在历史上出自不同文明的思想家已经有许多相关的描述。黑格尔则把人类历史看成是螺旋式的向前发展，是一系列从统一到分裂，再到更高程度的统一的运动。中国道家用阴与阳的符号来表现运动节奏。他认为这种表述很不错。[8]这样，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他认为，总的来说，大自然中周期性的，可预测的现象依然统治着人类的生活，“历史在产生一系列或多或少是同一时代人类相同成就的典型的意义上在重演着。”[9]他举例：英国的工业革命在隔了两代人之后，在美国和德国出现了；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代表的危机与德国1864—1871年俾斯麦的战争具有相同性质；现代西方是古希腊的再版，因为，从17世纪开始的世俗化与古希腊的世俗化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欧洲在20世纪所成就的共同体从规模上讲虽然是空前的，但是，古已有之，古希腊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与它们那个世界的关系与现代欧洲各国与整个欧洲的关系也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国家的形态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同样的现象一再发生；从整个世界的形式来看，由于工业主义增大了它的活动范围，远远的超出了国家的疆域而日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这种状况也似乎把人类带回到欧洲的中世纪。总之，他认为，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上，文明运动的形态总是在重复着历史上的某些状况，历史的潮流表现为某种方式的回落。 他还认为，历史的循环论中暗含着决定论。正是由于人类历史的循环，或者说人们从自然规律的观察中，包括季节的永恒交替、白昼与黑夜的永恒交替以及生物的世代交替等现象中，感觉出一种发展的必然性，由此而表现为循环论和“线性”的发展观，这两种观念其实都潜在的包含着因果律的因素。他不同意单纯的“线性”的进步发展观，反问道：如果相信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那么，这种进程是否有一个终极目标？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成长从来不是单一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单一文明都没能长久。所以，文明的成长有待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融合，这才是文明的生命力之所在。他认为，从本质上说，文明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在特定时期内，文明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这与赛场上的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在文明接触和碰撞发生的时候，文明总是从高级文明向低级文明流动。他把成长中的文明的边界描绘为一扇永远开放着的友好之门，认为开放和向其他文明学习有助于文明的生长。他把衰亡中的文明的军事边界描绘为一个不再开放的水闸，认为堵住流水的堤坝最终只有被冲垮。所以，归根结底，文明的交往和融合是挡不住的，不是和平的交流，就是武力的交流，而武力往往会招致一种文明的毁灭。 第三节 在文明融合以后，其后果是什么？汤因比认为，有的时候，是某一种文明取得优势，另一种文明解体；有的时候，是两种文明都解体，形成新的文明。他举例说公元前2世纪，当希腊文明与叙利亚文明发生碰撞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结合得非常紧凑的新文化——叙利亚在政治上屈服于希腊世界；希腊文化却接受了产生于叙利亚的宗教，最后，希腊文明也解体了，产生了基督教的新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汤因比看到了其中所蕴涵的希腊文化的痕迹：它使用希腊的视觉艺术，使用希腊哲学来表述自己的理论，此外，基督教有关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说法是对希腊宗教中凡人崇拜和多神论观念所做的让步。从基督教的产生，汤因比又发现，大多数高级宗教都是在若干文明混合的地区兴起的。从公元前8世纪起，乌浒河—药杀河流域就是各种文明碰撞的舞台，在这里，伊朗文明、欧亚游牧文明、叙利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和俄罗斯文明先后在这里接触。这好比是一个“交通环岛区”，在它周围密集分布着各种文明：东北方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西南方是埃及文明，东面有阿拉伯文化，西面是地中海文化。在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一千年时间里，叙利亚文明在以上各文明遗产的基础上破土而出。汤因比认为，尽管叙利亚文明在政治上独立的时间很短，但是，它与希腊文明的碎片混合而成的杂居区被证明是极其多产的：东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几种世界上主要的文明都是在这片土壤中萌芽。而作为“交通环岛区”的政治代价是从公元前8世纪起，叙利亚被一系列帝国所瓜分。 三、文明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历史 汤因比从文明，谈到宗教，而宗教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 汤因比认为，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这既表现在人的创造力使文明生长；也表现在由人性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社会制度。他提出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的自然属性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与文明的形态和生长有关。关于人的自然属性，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一个对于“善”和对于“恶”的相同的能力，这是随着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而与生俱来的，这一点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改变。无论是文明的更迭，还是高级宗教的出现，都不会改变人类的这种天然属性。而社会是各个人相互联系的场所，联系的方式，是由人性所决定的。他说：只要人类的原罪存在，恺撒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向恺撒进贡、相应的社会制度就会存在。这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愿，而是出于习惯，出于自然力的驱使。这是社会的自然属性。[10] 而人性，他认为是不会改变的，在任何社会都一样。他说：“无论人类灵魂的本性将被证明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能够或多或少的确定，在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中，在像新几内亚土人和中非洲小黑人那样的彻底的原始人中，人类的本性大体上是一样的。”“所有现存人类的超自然的天性，在全部现存的社会形态中，所表现的大体上是一致的。”[11]人性不变，社会习俗也不会改变。 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人性是“恶”，人是贪婪的、懒惰和堕落的，有原罪，否则，就不需要宗教，上帝也不必显示出他崇高的献身精神。但是，人也有向“善”、同情弱者和和正义的能动一面，正是由于人具有能动性，而且，这种能动性在不同地区表现出的程度不同，所以才有对不同自然环境采取不同回应而形成的不同文明。 那么，人性与文明或者说社会的关系如何呢？汤因比把人类区分为具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和没有创造力的多数人。他认为，文明的成长主要依赖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这就需要这些精英不仅必须有能力成功的应对他们所在社会遇到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来自自然方面的挑战；也包括来自其他文明的挑战），而且必须具有将无创造力的大多数人凝聚到自己身边的能力。他认为，文明的成长依赖于少数人，文明的解体也是由他们的失误，特别是心理和道德的失衡所造成的。于是，他研究了历史上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的人性弱点所导致的他们在历史进程中角色的转换。[12]他发现，从古希腊起，思想家们就开始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杰出人物垮台。与汤因比一样，古人也是从人性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推翻伟人的力量是神，是“神的嫉妒”。由于少数人的成功，招致大多数人的嫉妒，而嫉妒就可以使成功的人毁灭。所以，希罗多德说：“神喜欢把高出同类的东西削平”，“除了他自己之外，神是不允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这是外部因素。还有内因，他认为，真正的原因不是外因，而是内因，他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成功往往使人骄傲，而骄傲就使这些少数人的创造力削弱，或者是完全失去了创造力。所以，“骄傲过后是毁灭，神气活现的背后是沦落”。他举以色列先知的话说：“必有上帝降罚的一日，临到每个骄傲狂妄的、被抬举了的人的头上；他将被贬为卑下------高傲者将背躬曲膝，在那一日，惟独上帝受到尊崇。”然而，由于历史上这些少数人的特殊地位，他们的失败不仅是他们本人的失败，也是某一社会的失败，他们的角色转换最终也导致了文明发展态势的转变，导致了社会危机和文明的解体。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英雄人物在成功之后向坏的方向转变和导致文明的解体呢？他认为，在社会面临挑战时，它对人的创造力有一个量的需求，而社会所能够提供的创造力的量又有一个限度，因此，是否能够避免危机取决于二者数量的对比。于是，他分析了一个社会在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怎样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恢复最初的创造力。总的结论是，由于成功之后的社会往往会削减扮演创造者人数的数量；也由于成功者本人往往难以抑制个人角色向坏的方面转换，所以，外界的挑战对创造力的需求一般要大于社会实际上可能提供的创造力的数量，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一种文明能够自始至终都兴旺发达的基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