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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这样一个问题，并非自诩真懂学术门径，这是首先要加以说明的。 在和同学的日常接触中，无论是平日的聊天，还是课间的交流，都会发现这个问题在相当多同学的思想中存在，而且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周末几个同学来家聊天，也偶尔涉及到：对于中学教师来说，是否有必要在大学里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把教学技术练好一些，难道还不足以胜任中学历史教学？ 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学历史教师当然应该了解一些学术门径。 先说说何谓学术门径？对于中学教师来说，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读到课本上的陈述时，要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陈述的史料来源，并且能够通过搜集相关资料，独立判断真伪是非。问题的核心不是真伪是非，而是我们同学今后作为教师，是否能够做出有根有据的独立判断。当然，还有对于学术动态的了解。 我的理由如下： 其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而其中最核心的要求，即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是必须培养的。难道有的人从此不念大学，他就不需要理性的思维方式？显然不是。 难道我们中学课本中那么多的知识，就不包含理性？当然不是，课本中自然包括很多有价值的知识，知识中也蕴涵着理性。但是知识并不等于理性思考的能力，知识一旦失去了源头，我们不能知道其来源，不能作出独立判断，而只能按照课本的说法来传递给学生，顶多不过是把课本前后的内容加以串联，知识就变成了僵死的知识，理性也因此销声匿迹。 而学术训练正是为了培养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或许我的理解很简单，但我以为理性之所以成为理性，就在于问题可以交流、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渐渐萌生出理性的种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呢？是我们对于历史学最核心的部分，即史料的了解和运用。因此，在我们的课堂上，老师对于问题的细致探讨、穷根究源，我们在做作业的过程中、以及自己探究某一问题过程中，通过第一手材料对于问题独立加以判断的过程，都可称作是理性的训练。当然，就个人而言，我以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们尝试着独立地对一个较小的问题的探究，力争把一个问题通过自己发问、搜寻史料，弄得通通透透。这样小问题的训练，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研究问题的过程，可谓了解门径的最好途径。具体该如何做的问题，可另行讨论，在此不赘。 其二、我们面对的对象和环境，已经不能使我们照本宣科或者局限于教材一隅。如今获取知识和思想的渠道，是十年前难以想象的，距离我们少年时代的整体知识状况，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出版业的发达，电视、电话的普及，交通的便捷，等等，都使资讯的获得和交流变得更加容易和频繁。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网络的普及，几乎根本改变了我们知识生活的环境，虽然常常有许多网络警察的监督，但大势所趋，特别是改善整体的资讯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 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我们还可以简单地用课本来约束他们的求知欲吗？我以为不能。如果一个中学历史教师不能了解独立了解知识的门径和方法，是无从真正胜任我们的工作的。 我过去看过几次同学们的教学技巧比赛，简直是头晕目眩，很精采。在喝彩的同时，也感到一点儿遗憾，同学们对知识拿来用的多，探究源头的少。当然，我不是贬低同学们的努力，而且深感佩服，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是远远不能同他们相比的。但还远远不够。朋友老牛笑我总是爱问高年级一些问题，比如《史记》三家注、《通鉴》注，等等，在他看来可能很普通的知识，但绝大多数同学确实不了解。如此的专业基础，不代表个人的理性程度，但绝对代表着专业理性程度的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专业教育的失败。试想，当我们在那里唾沫四溅地讲秦汉史的时候，我们却不了解《史记》、《汉书》的相关情况，更不了解该如何运用这些史料，我们对于所讲的知识可以说还是处于蒙昧状态，我们拿什么来给别人传授知识和培养理性？ 或许在很多学校，我们的同学会遇到学生在知识上的挑战，不知该如何应对，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打击是巨大的。 有一天我去学而优去看书，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儿，胖乎乎的，坐在地上十分投入地在读中华书局版的《隋书》，我很震惊，就问这孩子：“竖版的繁体字的古书能看懂吗？”那孩子说：“有些字不认识，但意思大概能懂。”然后就不理我，又沉浸在《隋书》之中。这就是我们将要面临的知识环境和对象。试问，我们历史专业的大学生，有几个这样读过《隋书》呢？老实讲，我读大学的时候，是一页都没有翻过的。 其三、最为现实的考虑，但同时也可带来自己理性和知识的成长，即通过检索史料的来源，对于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对课本进行质疑，写出有根有据的质疑文章，可以增强自己独立思考的勇气，破除对教材的迷信，而且能够在学生中引起探究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乐趣。最为现实的考虑，则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小文章，应对高中对于教师发表教学文章的要求，这样既能满足晋升要求，又能锻炼自己和学生的方式，又何乐不为？以往在校内实习过程中，我发现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很多地方编的相当粗糙。明显的错误也不少。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过学术训练，而是一味相信教材，我们怎样能够提出问题呢？ 我自己有一种想法：就是中国的教育固然有制度的因素制约，同时还有师资的问题，不办好师范教育，就无从提高教育的质量。当然，在这里，质量的意义与官方崇拜的数字质量有所不同。试想，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老师，影响的是好几代人，可能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反之，一个完全不懂学术为何物的老师，影响的也可能成千上万的学子。如果在大学期间没有经过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到了今天中学的环境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怕就再也不会问学问为何物了。 常常想起钱穆、柴德赓、黄永年等老辈先生，他们在回忆文章中，常常提起他们中、小学的老师。钱穆先生云，他读小学时，老师多有秀才、留学日本归来的博士，到了中学，他又受到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教诲；柴德赓先生的中学老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就是写《中国历代演义》的蔡东藩先生，五百多万字栩栩如生的历史演义，蔡先生上课讲出来，对于那些孩子的心灵又该有着怎样生动的印象？黄永年先生中学里最重要的老师也是吕思勉先生，当时正值抗战，吕先生到乡下教中学，谁承想，竟然教出一个大史家来。钱穆先生自己后来也在中小学边著书，边教书，成就斐然。家和师也曾忆及自己的老师，我记忆不是很清楚了，只记得小学教他数学的老师，一放学就带着孩子们边走边对对子，还有英文老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 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小学碰到这样在学术上具备如此素养的老师，得到极为清晰的指点，或许在学术上会有更多的进展，而非现在这样基础薄弱，兴趣游移，哪一个年轻人没有过求知的梦想呢？人生的关键处，可能就在于我们碰到的这样的老师。但是，很遗憾，我们很少人能够碰到。我在此不是说自己中小学的老师不好，而只是说，他们虽然很爱护我们，也很勤奋，但他们的确不是很懂得学术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