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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董仲舒生活在皇权兴起的西汉，大体同时代的罗马三大史学家也生活在皇权兴起的历史环境中。四位思想家都注重通过分析历史时间来理解当下政治情形，并且都在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西方历史时间观的形成有奠基性作用。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与罗马截然不同，以当代史学理念观照，其思想可被看作一个史学特例。其特殊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关于秦朝的记述存在矛盾。董仲舒的历史时间分为两个系统，秦朝在两个系统中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的性质。这一矛盾源于其历史时间观中形而下的自然时间与形而上的意义化时间的对立，由此表现出一种历史时间观的分裂。这种对立与分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自然理性相合的产物，在思想和逻辑层面实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关 键 词：董仲舒 历史时间观 “摒秦”论 作者简介：邓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西安 710062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0SZZD01)的阶段性成果。 董仲舒提出“三统”说和“五德”说等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系统化历史时间观的正式形成。以此为基础，他完成了一套《公羊》学历史哲学。学界对董仲舒的历史哲学阐发颇多，但对作为其历史哲学基础的历史时间观却较少讨论。实际上，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文本层面分裂为“秦朝”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性质的两个矛盾记述系统，表现为一种不彻底的“摒秦”论。一方面，董仲舒形成了摒秦的历史记述。“三统”说以夏为“黑统”、以商为“白统”、以周为“赤统”，认为历史运动遵循“三统”循环的规律。他又认为“《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①，而《春秋》的黑统是为汉朝制定的，主张“今汉继大乱之后，若以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②。这样，他将从商至汉的历史统序厘定为商、周、汉三统，在“三统”说的历史记述中否定了秦朝的存在，形成“摒秦”论。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摒秦论是不彻底的”。③因为在董仲舒的历史记述中，除了摒秦的“三统”说外，还有一个肯定秦存在的记述系统，主要包括：称“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④，将秦朝列于周、汉之间；又有“秦与周俱得为天子”⑤等记述。“三统”说是超越事实而进行意义思考形成的形而上系统，而肯定秦存在的记述系统则是记述事实的形而下系统。这两个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中西比较视野中颇值得寻味。 一、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特异之处 对古代历史时间观的研究，首先要面对融合古今词汇进而沟通古今历史情境的问题。因为这一讨论必然是古今文本及语境交融的产物。古代并无“时间”这一概念，“时”与“逝者”之类的词语虽与“时间”含义相近，但又不同。只有当关于“时间”的现代语境产生，人们才会产生考察其历史情形的兴趣。因为这一兴趣所指向的“时间”概念本身只存在于现代文本当中，所以人们只能在现代语境中去考察古代情形。但同时人们又确乎可以在古代文本中发现与“时间”相近的诸多观念与相关思想。所以对古代时间观的研究必然要融合古今词汇进而沟通古今历史情景。 如概念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词汇本身是一种历史性存在。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业已阐明词汇的具体含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当关注对象涉及中国古代的时间观，这种历史性变化就更为复杂。它不仅是古今的时间变化，也带有东西交融的文化变迁意味。在中国古代，并无一个词汇可以严格对应当代的“时间”。“说明一个社会已开始牢靠地掌握了一种新概念的最确凿无疑的迹象是将要形成一套词汇，通过这样一套词汇才能够阐明和讨论这种新概念。”⑥今天的“时间”与相关词汇，在经过西方哲学与近代科学的反复淬炼之后，相对于中国古代而言，必然是一种新的观念，而相关讨论也只能经由基于这种新观念的新词汇进行。因此，如何去探讨古代的时间观，本身即是一个问题。首先，当下的话语体系和语境已经迥异于研究对象。即使尽最大可能将话语和论述局限于古代史家本身的语言和思想，本质上我们仍是在当下的话语体系中尝试再现和总结已经逝去的话语和其背后的思想，必属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⑦其次，如果反客为主地从当下话语体系出发去“填充”古代史料，则古代思想观念研究沦为当下思想阐发的例证寻求。既然当代的研究不可摆脱当下话语体系和语境，历史学的主流追求又不在于纯粹地借古喻今，所以本文希望把古代史家的时间观视作一种历史现象，从这种现象出发但又不局限于这种现象本身，试图在逻辑和历史情景中去分析和把握研究对象。逻辑是人类一以贯之、自觉或不自觉使用的普遍认识手段，是当代人可以在千载之后推见古人思想的重要基础。基于逻辑的推断必然不能脱离我们当代的历史情景，也不能无视古人的历史情景。基于当代历史情景，意味着以现代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思想理论为分析工具；而基于古代的历史情景，意味着不做“过度阐释”，也不以从当下出发的概念倒溯为主。任何史学研究都必然是试图连结古代历史情景与当下具体语境的尝试。或许正如莫比乌斯环所示，连结两个面而可以回避界限的唯一途径是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这两个面。即是说，史学研究在连结古与今时，唯一可以避免产生古今话语沟壑的方式，是让某些古今话语的含义偏离于自身情景之一般意义，而形成一种可理解性的解释，从而使二者被沟通为一体。 具体到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来说，在董仲舒的词汇当中，既无“历史”，也无“时间”，但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历史与时间的诸多思想观念。对其历史时间观的梳理，必然离不开当代话语体系。从今天的观察可见，历史时间观对于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基础性观念。思辨历史哲学以反思历史时间为前提，并且要形成一定的意义标准去看待过去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从而将整体性历史时间置于一定的意义框架中。董仲舒在其历史时间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三统”说和“大一统”说为主体的历史哲学。在这一历史哲学的建构过程中，因为意义考察而形成了自然时间与意义化时间两个历史时间系统。这两个记述系统在文本层面表现为一种分裂状态，而实则又统一于逻辑和思想层面。从中西史学的一般情形来看，颇为特殊。 中西早期史学上历史时间观的形成与同时期关于时间的哲学观念探讨不同。关于时间的哲学概念试图以时间本身为对象，摆脱具象而进行形而上或存在论意义上的思考，⑧从而探究“时间”本身。中西史学上的历史时间观并不以“时间”本身为思考对象，而是首先关注具象的“事件”以使之成为序列，继而形成一个由事件组成的“历史时间”。存在于史家意识中的历史时间，是客观时间的反映，但二者不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历史时间是历史认识主体和客观时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使得历史时间观实际上表现为两种“时间”。 首先是自然时间，也即本体论的时间或说物理界客观存在的时间在人意识中的自然呈现。客观的时间本身是“事件”能够被组织为序列的基础性存在论条件，⑨或者说是人类认识展开的一个先验前提。时间本身导致了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历史时间观：“世界时间比一切可能的客体都‘更客观’，因为它作为时间内存在者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向来已随着世界的展开以绽出视野的方式‘客观化’了。”⑩时间规定着人类认识的基本形式。当众多历史事件进入意识，意识必然以时间本身的方式去安排一个有先后顺序的序列。这个人意识中的序列必然成为客观时间之外的一个历史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时间应当是最原初的历史时间。这个自然时间未经意识之反思或者无意识地显现了本体论时间。 中西历史记述当中的自然时间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有类章学诚所谓相对于“撰述”之“记注”。“撰述欲来者之兴起”，被赋予了意义，所表现的已不是自然时间；“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未将事件序列串并反思、赋予意义，故偏向于客观时间的自然显现。当然，绝对的“记注”非常罕见，因为即使是史料的编排也往往会反映史家思想。还有一种更为朴素的简单记事之作，因为也未经历史意识的反思，所反映的是自然时间。像古罗马大祭司所存之年代记，只为存录事迹而未经史学加工，不具备章学诚所言“方以智”之“德”，(11)可为史料但难称史学，便属此类。对董仲舒而言，其肯定秦存在的历史记述便主要属于自然时间(12)。 其次是意义化时间。本体论时间虽然发生作用，却不可能被直接描述。历史记述中直接显现出的时间只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时间。因此历史时间是带有某种主观意义的时间。从历史时间的发生过程来看更是如此。历史时间起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关注。历史记述中的事件并不简单是对客观历史的反映。克罗齐指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历史”，史家按照现实兴趣选择性记述历史，“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3)此后有众多史家指出，历史认识总是会受到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影响，也就是说客观事实与“历史事实”存在差异，“认为所有的真实存在都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观点毫无意义”，(14)“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那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15)。这一系列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观点探讨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说，如同客观时间标示出客观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一样，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也趋于形成“事件序列”。当史家关注的事件序列足够长，致力于思辨历史哲学思考，便有了主观性质的“历史时间”。史家也只有对一系列历史事实进行长时段考察、形成历史时间，才能总结“历史规律”，进而提出思辨历史哲学。由此形成的历史规律观点甚至历史哲学观点，会赋予历史事件以某种历史时间内的意义和性质。按照克罗齐以来的认识论，历史事件的意义来源于当下。也就是说，历史时间实际上是通过人的认识而形成的过去时间与现在时间的连续体，它甚至连接着未来，因此也就不可能保持客观时间的原貌。雅克·勒高夫注意到时间观念具有“想象”的性质。他指出中世纪存在着礼拜时间、圣日年历等多种时间，所有的时间“都与不同的形象和神化相关”，“与末世时间，世界末日和最后的审判，甚至时间本身的终结也即来世混合在一起”，因此中世纪的人们实际上在“创造一种关于来世的新空间和时间”。(16)这类研究表明历史时间观因主观意义的赋予而必然带有想象性质。董仲舒的“三统”论便是一种典型的意义化时间。 史学以忽视“时间”本身的方式建构起的历史时间观虽具有想象性质，但仍对历史思想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时间’的概念不像‘空间’概念那样可以从几何学中抽象出确定的真理，所以‘本体论’的时间概念和‘认识论’的时间概念都极为重要。任何一种关于时间的理论都将改变人们的意识内容。”(17)时间概念本身具有主观性，无论历史时间观的建构方式如何偏离于时间本身，都必然会影响到意识内容。 流行于今天的历史时间观重视本体论时间的客观规定性，一个重要表现即为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的统一。这种历史时间观至少可上溯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罗马三大史学家生活的年代略晚于董仲舒，时代背景与董仲舒相似，处在从共和制转向帝制也就是皇权兴起的关键时期，他们在罗马历史时间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与董仲舒相似。在东西方皇权兴起的这个阶段，东西方不约而同试图以历史总结来理解当下的政治情势。董仲舒用“三统”说等历史理论来论证汉皇权的合法性和武帝改革的必要性，罗马三大史学家则用历史考察来探讨罗马的衰落。并且，东西方都产生了以“道德”为基本特征的历史连续性思想。但是相似的历史思想基点却演化出了不同的历史时间观念。 罗马史学脱胎于希腊史学。希腊和罗马都重视史学对时间损耗作用的克服而强调保存重要事件。(18)罗马人更发展出一种历史连续性思想，重视长时间中过去与现在的相继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共性。“在罗马人看来，历史意味着连续性：即从过去继承了以他们所接受的那种形式而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各种制度，按照祖先的习惯来塑造生活。罗马人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过去这二者之间的连续性”。(19)记述丰功伟绩时，罗马人特别关注道德对历史的作用，而重视历史连续性的思想更有力地推动了罗马史学对道德状况做较长时段考察的风气。 罗马三大史学家都重视对罗马道德状况的连续性关注。萨鲁斯特重视记录道德衰落的重要事件，以此来说明罗马现实境况的历史根源。他撰写《喀提林阴谋》，把喀提林阴谋视作罗马道德衰落的一个关键转折，(20)其《朱古达战争》也是描写罗马道德衰落的另一个关节点。萨鲁斯特的撰述虽以事件为主题，但选题却是对罗马道德状况做连续性考察后做出的。稍晚的李维也从连续性角度关注罗马兴衰。他比萨鲁斯特更悲观，认为早在公元前200年罗马的衰落就已经开始了，并且用大量材料来描述这一衰落趋势。(21)这种细致描述意味着要将道德与不道德的事件一并付诸笔端以便显现趋势。生活在罗马帝国繁荣时期的塔西佗也特别关注德行，他因此重视记述罗马帝国早期历史，以追溯罗马道德衰落的起源。他抨击帝制终结了古代的政治批评传统，认为皇帝们的堕落致使元老和公民也随之堕落。(22)塔西佗特别重视描写从皇帝到元老和公民各阶层的道德衰落状况。在他笔下，所有的皇帝都被他写出了阴私、堕落的一面，备受推崇的奥古斯都也不能幸免。总之，从萨鲁斯特到塔西佗的罗马史学，树立并发展了从连续性角度关注道德这一历史考察的意义标准。在这一意义标准之下，重视记述道德楷模，更重视记述不道德的事件，因为违反历史意义标准(道德)的事件对罗马的衰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种记述模式使得意义化时间的框架与自然时间的框架相统一。在“如实直书”的史学理念观照下，这种记述方法自然而然延续至当代。 基于史学一般情形，鲁尼亚(Eelco Runia)在考察历史时间时指出：“过去”通过历史记述在史家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入了“(历史)时间”，从而“在当下在场(present in the present)”，这种在场(presence)既是文字的也是实质的。(23)鲁尼亚的描述带有一定普遍性，反映了一般情况下自然时间影响意义化时间的主流史学情形，罗马三大史学家的撰述可为例证。如果以此为历史时间观之常态，则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便显奇异之处：在“三统”说中，秦朝未在字面上出现，而在实质层面，其意义的在场至少也不能在自身文本中体现。这导致董仲舒的自然时间与意义化时间中秦朝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的矛盾性质。这一矛盾并未在董仲舒本人的话语体系中得到明确解释，后代的研究对此也不太关注，却是了解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一把钥匙。董仲舒历史时间观中自然时间与意义化时间的重大分裂，实质上是形而上(超越事实)记述与形而下(描述事实)记述的对立。这种分裂与对立状态在罗马历史时间观中未曾发生，反衬出董仲舒考察历史的意义标准与自然时间有所抵牾的特性。 赋予历史以一定的意义并以意义标准考察历史，是中西史家的普遍做法，意义化时间由此而来。有趣的是，以时间本身为对象进行抽象哲学思考的方式使人们不可能以“不在场”的方式观察时间，而史学领域中正是由于史家以事件序列而非时间本身为观察对象，从而相对于本体论时间的规定性获得了一种取舍时间(意识)之内容的自由。董仲舒正是基于此种自由，以“大一统”为标准建构起了“三统”循环的意义化时间，秦朝于是显现出不存在的性质。但是当董仲舒作出“摒秦”论这一意义化时间表述时，自然时间仍然要发生影响，因而又使得秦朝以在场的方式存在于其对自然时间的表述中，形成承认秦朝的历史记述。 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对立在《春秋》和《左传》中已发轫。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孔子称其“书法不隐”，《左传》详叙了赵盾“为法受恶”的具体过程。(24)可见，《春秋》史学重视记述意义化时间，甚至以之为历史真实，《左传》史学则重视反映自然时间。合观《春秋》经传，正可见传统史学源头中形而上意义化时间与形而下自然时间的对立。但《春秋》经传毕竟是两部著作，而董仲舒关于秦朝的矛盾记述则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这种对立表现得尤其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