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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摒秦”论看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对立与统一(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5 《史学理论研究》 邓锐 参加讨论

    二、对立背后的思想统一
    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看,董仲舒肯定与否定秦朝的矛盾是记述层面的分裂,是形上层面与形下层面的对立,内在思想与逻辑上实则具有统一关系。第一,董仲舒在自然时间外形成了意义化时间,“三统”说与肯定秦朝记述的矛盾并不存在于同一时间系统。就思想传统而言,与古希腊罗马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重视时间对历史和知识的形塑作用,认为时间呈现出历史的演变,而同时历史也显现出时间的变迁。董仲舒也由此形成了历史循环论。(25)董仲舒从时间形塑作用中概括出的历史循环模型必然是认识论时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历史总结的结果是一种从“时间”中萃取而来的“永恒的常道”,亦即“超时间”。(26)这种人为之时间是典型的意义化时间,董仲舒的“摒秦”论便处于其中,而肯定秦的记述则处在自然时间中。
    董仲舒的“三统”说以“大一统”为标准进行历史考察,形成了意义化时间。他解释《春秋》“王正月”之语,从天命角度阐发“大一统”思想,称:
    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27)
    “受命而王”和由此引申出的“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已不再是一种历史记述,而成为一种考察历史的意义标准。董仲舒以此为基础考察古史,进而提出普遍性历史规律,将当时人们关于夏、商、周的“三代”古史观念上升为蕴含规律的历史哲学。(28)董仲舒认为存在于自然时间中的夏、商、周三代各代表“一统”: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颉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29)董仲舒认为三代分别实行的“三统”制度是“应天”、“奉天”的“王者改制作科”之举。“三统”因代表天道而被上升为历史王朝循环的主体,超越了三代的具体时间界限,亦即从时间之形塑作用中概括出了一种“超时间”。按董仲舒所言,历史上本届三统之上称为三王,三王之上称五帝、九皇,随着王朝更替,三统下移而五帝、九皇上绌,直至为民。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历史更替,于是被抽象为历史时间中无止尽的“三统”循环。孔子认为存在历史规律,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0)董仲舒则进一步指出“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31)用“三统”循环说明确了历史的深层次规律。以“应天”、“奉天”的“大一统”标准对历史进行意义考察,便产生了“三统”循环的意义化时间。这意味着“三统”说描述的是不同于自然时间的意义化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董仲舒的历史时间,除“三统”说外另有意义化时间,即“有道伐无道”论:“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32)“有道伐无道”论蕴含“五行相胜之次”的王朝革代说,(33)即“五德说”(34)。因此“有道伐无道”论或“五德”说所建构的意义化时间与“三统”说不同,而与自然时间相合。在“有道伐无道”中,董仲舒认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以天命予夺解说王朝兴替,而天命予夺的评判标准实际上被定为能否“臣天下”。(35)正是以“臣天下”为标准,董仲舒承认了秦朝的存在,使得这一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相合。
    所以,董仲舒在“摒秦”问题上的矛盾表述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其一,在历史时间之中,“三统”说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相矛盾。董仲舒的自然时间中秦朝是存在的,当他单纯地引述秦朝史事时,这一引述虽有一定目的但他并未对史事本身加以意义化反思,故“秦与周俱得为天子”之类的论述便反映了自然时间,而与“三统”说矛盾。其二,在意义化时间内部,董仲舒有两个矛盾的系统。“三统”说摒秦,“五德”说反映自然时间。意义化时间内部的矛盾根源于“三统”说与自然时间的矛盾,故本文主要论述“三统”说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的矛盾。
    第二,董仲舒既保持意义化时间的连续性,又承认自然时间的连续性,两个时间系统并行不悖,并未因为对方的存在而遭到破坏。本体论时间的一个基本属性即为连续性,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矛盾并未破坏这一属性。“三统”循环的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不相合,是因为自然时间中存在的秦朝不能成为“一统”,被排除于意义化时间,但意义化时间和自然时间却并未因此而破坏各自的连续性。
    第三,董仲舒在两个时间系统中对秦朝的考察在逻辑上是统一的。一方面,“三统”说的历史记述否定秦朝,但并不意味着“三统”说的历史认识与秦存在的客观历史完全无关。历史记述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记录的只是历史认识的结论。实际上,秦朝并未在“三统”说的历史认识中消失,摒秦的论述在思想上仍与秦存在的客观历史发生关联。“摒秦”论的认识对象最终指向包含秦在内的一段客观历史,但历史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的反映只能在历史理解中完成,经过理解,秦朝因不符合“一统”标准才被否定。因此“摒秦”论在形成历史记述之前仍然以秦存在的客观历史为最终认识对象,并非无关。另一方面,“三统”说与肯定秦朝的记述具有形式上的因果关系。董仲舒以历史考察的形式提出“三统”循环规律,因此从逻辑上来说,正是基于自然时间中对历史王朝的形而下考察,董仲舒才能在形而上层面得出王朝兴衰的标准为是否“应天”、“奉天”,进而才能以“三统”来概括深层的历史规律。即是说,肯定秦存在的记述是“三统”说的依据。从历史观点论证的角度来说,董仲舒的“三统”说需要对秦进行历史考察,得出秦不符合“大一统”标准的结论,才能在意义化时间中摒秦,所以肯定秦存在的记述又是“三统”说在自然时间中的论证,它显示出秦朝被排斥的原因。所以说,“三统”说与肯定秦朝的记述在因果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统一关系。
    第四,董仲舒历史时间观中的对立也统一于《春秋》学发展理路本身。《春秋》亦经亦史,因此其学有经史两大理路。经学理路重义理阐发,故偏向形而上思辨;史学理路重事件记述,故偏向形而下事实。董仲舒关于秦朝的矛盾记述分别反映了《春秋》学的经学理路与史学理路。章学诚重视历史撰述中的“通”,指出“通”起于经学,汉初经学为家法分裂,才有史学之“通”的继起。其言“汉氏之初,《春秋》分为五”,将董仲舒之《公羊》学归入经学。章学诚的“通”是“用来刻画古代的文明和政府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36)董仲舒的学说主要作为一种经学,也具有这一“通”的意义。因为“三统”说正是《公羊》学以义理解经理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用一种将历史与世界类型化的哲学思考方式完成的形而上记述,体现了经学旨趣。在今文家之外,《左传》学则代表了一种从史学维度解《春秋》的理路,这种理路是对《春秋》记事的形而下性质的张大。虽则“治公羊者,不议《左》《谷》”,(37)但因《春秋》本身的史学维度,董仲舒也不可能不涉及史学理路,其肯定秦存在的形而下记述便是这一史学理路的表征,有类《左传》学。汉初暂时的家法藩篱之后,便有白虎观会议沟通今古两家,直至“郑学小一统”。两汉经学的这种总体发展理路,也说明经学理路与史学理路客观上不可偏废,所以董仲舒历史时间观中的形上与形下对立,也是两汉经学中经史理路并行造成的一种现象。
    从历史记述角度而言,董仲舒另造意义化时间,同时又承认自然时间的连续性,与其对历史事件关注的角度不同有关。在关注历史事件本身时,董仲舒承认事件的存在。“秦与周俱得为天子”的记述从历史考察角度出发,侧重总结自然时间中存在的事件和现象,以之为历史哲学讨论的依据或论证。也就是说,自然时间更关注形下历史事实之存在,一如“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所以秦朝显现为存在的性质。在关注历史事件的意义时,董仲舒关注符合“一统”标准的历史事件的连续性。也就是从历史哲学角度出发,探讨形上历史规律,形成意义化时间,所关注的历史事实的意义更多与“过去—现在—将来”的整体历史过程相联系,于是不合标准的秦朝在“三统”循环的历史过程中显现为不存在的性质,从历史记述中消失了。从思想和逻辑层面来说,董仲舒对立的自然时间与意义化时间实则有所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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