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对立背后的思想统一 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看，董仲舒肯定与否定秦朝的矛盾是记述层面的分裂，是形上层面与形下层面的对立，内在思想与逻辑上实则具有统一关系。第一，董仲舒在自然时间外形成了意义化时间，“三统”说与肯定秦朝记述的矛盾并不存在于同一时间系统。就思想传统而言，与古希腊罗马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重视时间对历史和知识的形塑作用，认为时间呈现出历史的演变，而同时历史也显现出时间的变迁。董仲舒也由此形成了历史循环论。(25)董仲舒从时间形塑作用中概括出的历史循环模型必然是认识论时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历史总结的结果是一种从“时间”中萃取而来的“永恒的常道”，亦即“超时间”。(26)这种人为之时间是典型的意义化时间，董仲舒的“摒秦”论便处于其中，而肯定秦的记述则处在自然时间中。 董仲舒的“三统”说以“大一统”为标准进行历史考察，形成了意义化时间。他解释《春秋》“王正月”之语，从天命角度阐发“大一统”思想，称： 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27) “受命而王”和由此引申出的“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已不再是一种历史记述，而成为一种考察历史的意义标准。董仲舒以此为基础考察古史，进而提出普遍性历史规律，将当时人们关于夏、商、周的“三代”古史观念上升为蕴含规律的历史哲学。(28)董仲舒认为存在于自然时间中的夏、商、周三代各代表“一统”：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颉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29)董仲舒认为三代分别实行的“三统”制度是“应天”、“奉天”的“王者改制作科”之举。“三统”因代表天道而被上升为历史王朝循环的主体，超越了三代的具体时间界限，亦即从时间之形塑作用中概括出了一种“超时间”。按董仲舒所言，历史上本届三统之上称为三王，三王之上称五帝、九皇，随着王朝更替，三统下移而五帝、九皇上绌，直至为民。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历史更替，于是被抽象为历史时间中无止尽的“三统”循环。孔子认为存在历史规律，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0)董仲舒则进一步指出“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31)用“三统”循环说明确了历史的深层次规律。以“应天”、“奉天”的“大一统”标准对历史进行意义考察，便产生了“三统”循环的意义化时间。这意味着“三统”说描述的是不同于自然时间的意义化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董仲舒的历史时间，除“三统”说外另有意义化时间，即“有道伐无道”论：“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32)“有道伐无道”论蕴含“五行相胜之次”的王朝革代说，(33)即“五德说”(34)。因此“有道伐无道”论或“五德”说所建构的意义化时间与“三统”说不同，而与自然时间相合。在“有道伐无道”中，董仲舒认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以天命予夺解说王朝兴替，而天命予夺的评判标准实际上被定为能否“臣天下”。(35)正是以“臣天下”为标准，董仲舒承认了秦朝的存在，使得这一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相合。 所以，董仲舒在“摒秦”问题上的矛盾表述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其一，在历史时间之中，“三统”说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相矛盾。董仲舒的自然时间中秦朝是存在的，当他单纯地引述秦朝史事时，这一引述虽有一定目的但他并未对史事本身加以意义化反思，故“秦与周俱得为天子”之类的论述便反映了自然时间，而与“三统”说矛盾。其二，在意义化时间内部，董仲舒有两个矛盾的系统。“三统”说摒秦，“五德”说反映自然时间。意义化时间内部的矛盾根源于“三统”说与自然时间的矛盾，故本文主要论述“三统”说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的矛盾。 第二，董仲舒既保持意义化时间的连续性，又承认自然时间的连续性，两个时间系统并行不悖，并未因为对方的存在而遭到破坏。本体论时间的一个基本属性即为连续性，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矛盾并未破坏这一属性。“三统”循环的意义化时间与自然时间不相合，是因为自然时间中存在的秦朝不能成为“一统”，被排除于意义化时间，但意义化时间和自然时间却并未因此而破坏各自的连续性。 第三，董仲舒在两个时间系统中对秦朝的考察在逻辑上是统一的。一方面，“三统”说的历史记述否定秦朝，但并不意味着“三统”说的历史认识与秦存在的客观历史完全无关。历史记述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记录的只是历史认识的结论。实际上，秦朝并未在“三统”说的历史认识中消失，摒秦的论述在思想上仍与秦存在的客观历史发生关联。“摒秦”论的认识对象最终指向包含秦在内的一段客观历史，但历史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的反映只能在历史理解中完成，经过理解，秦朝因不符合“一统”标准才被否定。因此“摒秦”论在形成历史记述之前仍然以秦存在的客观历史为最终认识对象，并非无关。另一方面，“三统”说与肯定秦朝的记述具有形式上的因果关系。董仲舒以历史考察的形式提出“三统”循环规律，因此从逻辑上来说，正是基于自然时间中对历史王朝的形而下考察，董仲舒才能在形而上层面得出王朝兴衰的标准为是否“应天”、“奉天”，进而才能以“三统”来概括深层的历史规律。即是说，肯定秦存在的记述是“三统”说的依据。从历史观点论证的角度来说，董仲舒的“三统”说需要对秦进行历史考察，得出秦不符合“大一统”标准的结论，才能在意义化时间中摒秦，所以肯定秦存在的记述又是“三统”说在自然时间中的论证，它显示出秦朝被排斥的原因。所以说，“三统”说与肯定秦朝的记述在因果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统一关系。 第四，董仲舒历史时间观中的对立也统一于《春秋》学发展理路本身。《春秋》亦经亦史，因此其学有经史两大理路。经学理路重义理阐发，故偏向形而上思辨；史学理路重事件记述，故偏向形而下事实。董仲舒关于秦朝的矛盾记述分别反映了《春秋》学的经学理路与史学理路。章学诚重视历史撰述中的“通”，指出“通”起于经学，汉初经学为家法分裂，才有史学之“通”的继起。其言“汉氏之初，《春秋》分为五”，将董仲舒之《公羊》学归入经学。章学诚的“通”是“用来刻画古代的文明和政府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36)董仲舒的学说主要作为一种经学，也具有这一“通”的意义。因为“三统”说正是《公羊》学以义理解经理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用一种将历史与世界类型化的哲学思考方式完成的形而上记述，体现了经学旨趣。在今文家之外，《左传》学则代表了一种从史学维度解《春秋》的理路，这种理路是对《春秋》记事的形而下性质的张大。虽则“治公羊者，不议《左》《谷》”，(37)但因《春秋》本身的史学维度，董仲舒也不可能不涉及史学理路，其肯定秦存在的形而下记述便是这一史学理路的表征，有类《左传》学。汉初暂时的家法藩篱之后，便有白虎观会议沟通今古两家，直至“郑学小一统”。两汉经学的这种总体发展理路，也说明经学理路与史学理路客观上不可偏废，所以董仲舒历史时间观中的形上与形下对立，也是两汉经学中经史理路并行造成的一种现象。 从历史记述角度而言，董仲舒另造意义化时间，同时又承认自然时间的连续性，与其对历史事件关注的角度不同有关。在关注历史事件本身时，董仲舒承认事件的存在。“秦与周俱得为天子”的记述从历史考察角度出发，侧重总结自然时间中存在的事件和现象，以之为历史哲学讨论的依据或论证。也就是说，自然时间更关注形下历史事实之存在，一如“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所以秦朝显现为存在的性质。在关注历史事件的意义时，董仲舒关注符合“一统”标准的历史事件的连续性。也就是从历史哲学角度出发，探讨形上历史规律，形成意义化时间，所关注的历史事实的意义更多与“过去—现在—将来”的整体历史过程相联系，于是不合标准的秦朝在“三统”循环的历史过程中显现为不存在的性质，从历史记述中消失了。从思想和逻辑层面来说，董仲舒对立的自然时间与意义化时间实则有所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