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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制生产关系的生成状态 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在德川幕府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已露端倪。及至幕末，经济作物种植禁令已形同虚设，出现了桑、茶、楮、漆及红花、蓝靛、麻等“四木三草”种植热，棉花、烟草、油菜和大豆也有相当大的种植规模。棉花主产区在畿内、三河和濑户内海周边，关东地区则以养蚕业的发达称著。地区性特定经济作物的发展，往往又与当地相关手工制作业的发达相联。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户已非鲜见。例如，1845年尾州起村265户农家中，完全依靠农业生产生活者52户，其余198户为兼业户，67户为脱农户。后两者中，棉业加工生产者86户，生活杂具手工生产者27户，食品及肥料加工生产者22户，商贸、旅店、饭店服务业者58户，医生、理发师等个体经营业者9户，其他20户。⑨ 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第一步，“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第二步，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⑩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从棉毛加工业等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开始，幕末日本也不例外。农村是城市商品的供应地，但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不能把产品直接拿到城市销售，因而在城市大批发商和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便应运产生了一个农村商人和农村手工业主构成的新阶层，前者主要是收购产品，在产地设立“木棉寄屋”等物资收购站，再把收购物资运往城市交给批发商，从中赚取商业利润。后者是当地富裕农民，人数上也远远多于前者，他们是地方商品生产的投资者和组织者，其生产方式已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起村的86户棉加工业者中，44户从事织布业，其他从事纺纱、整线、染布各业，棉加工业的内部专门分工已相当精细。在农村手工业生产的组织运行方式中，可以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雏形。富裕农民购置织机，建立了家庭纺织厂“织屋”，在“织屋”里劳动的除了家庭成员外，还有来自附近的农家雇工。1842年，宇多大津村有“织屋”18家，劳动者137人，其中家庭劳动者和雇工的数字分别为50人和87人。(11)这种家庭手工工厂，除了足立地区开办200台条纹布织布行的个别特例外，一般规模不大，织机在10台以下，超过20台的为数不多。比“织屋”低一级的经营方式也很普遍，即雇主把自家织机甚至连同轧好的皮棉一起租给无力购置织机的农家使用，然后支付一定工钱，从中赚取利润。显然，这已经是一种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种情况不仅在棉制品手工业部门广泛存在，在缫丝、酿酒、陶器制造等其他生产部门，资本投资行为和工资劳动者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据经典作家的论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经过家庭式手工业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美国学者门德尔斯则在其“原生型工业化理论”中，明确提出了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三要素：一是面向区域外的生产而不是域内消费；二是与传统工商业者生产活动不同的农村兼业、农闲时的生产活动；三是与商业性农业的展开同时进行。(12)从幕末日本的情况看，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同时向工厂手工业转换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显然还处于“原生型工业化理论”所指的那种“初期工业化”状态。 与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并行，国内市场的发育也进入新阶段。大阪是全国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最繁荣的商业中心，手工制造业、批发业、金融典当业发达。江户是幕府的政治统治中心，是人口近百万的最大消费城市，享五街道(13)交通之便，商贸业也很发达。以三都为中心的局地市场经济圈已经形成，(14)并已出现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趋势。 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腐蚀了封建体制的基础，导致幕末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同时发生的。 武士作为统治阶级，其内部严格划分为许多等级。将军、大名是国家和地方的统治者，“旗本”和“御家人”以及年俸200石以上的武士有资格面见将军，他们属于上级武士阶层。中级武士年俸一般在100石以下。下级武士也分成若干等级，其中“足轻”身份最低，俸禄微薄。及至幕末，统治阶级已经整体陷入“贫困化”。 上级武士的贫困源于对物质的无限追求和享受。除此之外，“交替参觐制”的实施，也是拖垮大名财政的直接原因之一。地方大名江户“参觐”必须按规定进行，据享保六年的定制，“20万石以上的大名，骑兵15至20人，步兵120至130人，其他随从者150至300人”，其出行的阵容蔚为可观。这些随员要陪同领主在江户挥霍一年，隔年再来，其消费量之大不难想见。对此，本居宣长发出了“无益之费，和汉古来未闻”的感叹。(15)尽管对农民的剥削与日俱烈，但年贡收入毕竟有一定限度，各地大名日益增长的消费与年贡收入之间的亏差越来越大。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各藩大名普遍采取的对策是拖欠武士俸禄和向大商人举债。太宰春台的《经济录拾遗》载：“近来诸侯，无论大小，皆国用不足，贫困之甚，借用家臣俸禄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若犹不足，则向江户、京都、大阪之富商大贾借金，年年不止。”(16) 上级武士的境况尚且如此，中下级、特别是下级武士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究其原因，一是武士世袭的俸禄，随着家庭人口的自然增长，给定俸禄难免不足为济。二是武士的生活离不开其他必须的商品，但米价的上涨赶不上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以禄米为唯一收入来源的武士无法改变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现实。三是领主拖欠俸禄，加快了武士贫困化的进程。武士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追求享乐生活是其阶级本性，在长期和平的年代，更难以保持节俭之风，为了维护尊贵的身份，也不能在外表上表现出寒酸。穷困的下级武士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或变卖家产贴补家用，或出卖身份收养富裕商人子弟为养子；最为普遍的做法是放下“斯文”，自谋生计(“内职”)。文政四年后写成的《甲子夜话》载：下级武士从事手工业者颇多，其中“米泽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笼，小仓的合羽服装皆制作精细”。(17)福泽谕吉在《旧藩事情》中写道：下级武士“若家有三、五人或老人，则岁入不足以衣食，故堪于家庭劳作，不问男女，或手工，或纺织，生活艰辛。虽曰此为内职(家庭中的劳动)，其实内职为本职。”这些武士“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教育，下等武士缺乏文学等高尚教育，有自贱之工商之风”。(18)由此可见，贫困的士族虽然政治身份上依然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但经济地位上已经与被统治阶级没有多大差别。而实际经济地位的变化，势必会引起下级武士政治立场的转变，用本多利明的话说，他们已经“恨主如仇敌”(19)。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意味着原本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已经分化、瓦解。落魄的武士普遍希望通过改变现状，找回昔日的地位和荣光，他们不再是现行封建体制的维护者，而是正在变成其掘墓人。 被统治阶级的分化也在急剧进行。在农村，本百姓的分化朝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依靠祖上留下来的耕地靠农吃饭，或以农为主兼营副业，或以农为辅、主营家庭手工业及服务业。这部分人在幕末依然占据多数，尚能在领主的剥削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维持生计。二是部分本百姓经受不起封建剥削的重压，加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的打击，部分或完全丧失了土地这一维持生计的基本手段，沦落为佃农即农村无产者，靠打短工、出卖劳动度日。到明治维新前，佃耕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3，表明了佃农阶层的广泛存在。据考证，1842年，泉州宇多大津村有288家农户，其中专业农户198家，从事手工业或某种服务业的兼业农民52家，靠出卖日工为生的38家，后者无疑是失去土地或本来就没有土地的农民。(20)此外，关于农民到附近的商行、码头、矿山出卖劳动的资料也多有所见。这部分家境破败的农民处于农村社会的最低层，是对现行制度最为不满和最具造反精神的阶层。三是从本百姓中分化出来的富裕阶层，即日本历史上所说的“豪农”和“豪商”(在乡商人)。这类人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并积累了财富，投资于农村商业、手工业或购置土地，具有既是新生地主又是小资本家的双重性格。例如，尾西大海道村手工业发达，较大的手工业主往往也是大地主。再如，喜兵卫拥有10台织布机，同时拥有大量土地，1829年的土地产量为12445石，1865年达到57635石。(21)这类人不满现行制度的束缚，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城市中的“町人”属于被统治阶级，小商贩和被称作“职人”的手工业者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大商人是依附在封建制度肢体上的寄生阶层，他们以交纳御用金、营业税为代价，获得幕藩政府的委任和特许，取得了商品流通和金融业的垄断权，从而聚敛了财富。一方面，城市大商人是在乡商人及城市小工商业者的对立物，因为其存在压制了后者的自由，损害了后者的利益。幕末屡屡发生的“国诉”及地方骚乱，就是在城市大商人与在乡商人之间展开的。1823年，摄、河地区农民反对幕府关于菜种、菜油必须由大商人的“绞油屋”经营的规定，发起声势浩大的抗诉运动，开始有1179个村参加，随后增加到1460个村。同年，该地区的1007个村联合发起“国诉”，反对大阪的三家棉花批发行对当地棉花的垄断性采购，要求自由直销，并取得胜诉。(22)另一方面，大商人又是封建统治阶级敲诈掠夺的对象。强征御用金是幕府的惯用伎俩，大商人及高利贷者的利益一再受到损害。从德川中期开始，幕府还经常发布“捐弃令”，强令大高利贷者放弃债权，不少钱庄(“札差”)因此倒闭。抄没大商人家产的极端事态也时有发生，1705年，大阪第一富商淀屋因此销声匿迹。大商人及高利贷者是幕末的一个特殊阶层，与幕末封建制度是“皮”和“毛”的关系，其存在本身客观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不断地腐蚀和瓦解着封建经济基础，因此其阶级属性和立场是微妙的。幕末大商人握有雄厚的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23)。从幕末日本的情况看，大商人尚未完成近代意义的阶级转身，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历史前提”存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