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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治维新前夕社会经济基础的评估 资本主义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从幕末日本的情况看，生产力的发展尚未引起制度性变革，但却一定程度地为质变性历史跳跃准备了必要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内源性基础。具体说来，这一基础可以从人力资源储备、生产技术积累和市场运行机制的角度入手进行重点考察。 在资本主义生产诸要素中，人力资源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人力资源不仅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更在于人口质量。幕末人口超过3000万，相对于其国土面积，处于人口稠密、劳动资源过剩状态。从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内容看，其人口质量在当时的东亚地区则具优势。德川时期，教育始终受到重视，全国各地有大量“藩校”“乡校”和“寺子屋”(私塾)，武士子弟自不待言，本百姓子弟也有就学机会。据二战后文部省公布的调查资料，德川幕府末期，全国有藩校250所，乡校数百所，寺子屋至少3万所。寺子屋一般规模较小，但在大阪和江户，也有学生多达数百的情形。(37)到了幕末，幕府或各藩开办洋学校或讲习所的情况很普遍。“幕府也努力采用了洋学，安政二年正月，在九段下设洋学所，翌年改称蕃书取调所，为一学校组织。安政四年开学，设教授和教授助理，入学资格为旗本、家人子弟(后陪臣子弟也可)，审阅并翻译新版兰书。”该学校后改称开成所，“学科有和兰学、英吉利学、佛兰西学、独乙学、鲁西亚学以及天文、地理、穷理、数学物产、化学、机械学、画学、活字等”。(38)这个开成所在明治维新后变成开成学校，后改称大学南校，是现东京大学文学部和理学部的前身。 德川社会处于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是整体意义上的知识所有者，城市商人和农村富裕阶层也是知识占有者。在二百余年的和平环境里，昔日靠戎马作战安身立命的武士，除了修习“武道”外，还必须修习“文道”，因为和平时期“武道”用场狭小，只有文武双全才能出人头地(动力)。作为有闲阶级成员，武士具备学习知识的时间和物质保证(条件)。长崎港口的开放，则使武士了解外部世界和汲取西方科学知识有了可行的渠道(可能)。 以“兰学”(39)的传入和扩散为例。“洋学最初是以兰学的名义引入的，其内容包括本草、医学、测地学、天文学、历学等，习兰学者主要是通辞、下级武士、庶民等。天保末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消息传来后，又引进了兵学。兵学不同于医学，直接与国家兴亡相关，故主要由武士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兵学不仅限于兵学本身，近代兵学不只是炮术、枪炮制造技术、航海术和造船技术，还需要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的支撑，而制造和维护兵器以充实军备，又必须以国家的富有为前提条件，这就需要掌握近代生产技术及经济知识。”(40)下级武士对西方科学知识的汲取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兰学家开设兰学馆传授知识便是重要手段，前野良泽、衫田玄白、司马江汉、林子平、本多利明、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绪方洪庵等众多知名的兰学家口传心授、代代传承，为终将到来的历史变革做了不可或缺的智识准备。 下级武士对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不止局限在书本上，而是在幕末时已有所实践。例如，萨摩藩士松本弘庵(即寺岛宗则)受幕府之命主持建造蒸汽船，结果仅按照荷兰语的图纸，便造出了三艘大型洋式蒸汽船。对此，时任幕府长崎海军讲习所教官的荷兰人卡蒂迪克在日记中写道：这种“连蒸汽机都没有见过，仅靠简单的图纸就造出如此机器的人，真是具有非凡才能，令人叹服。即使我们荷兰人，要想搞懂蒸汽机性能，也要花费相当苦功。”(41) 不难理解，正是如此程度掌握知识的人力资源，肩负了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任。 中国社会进入封建时代时，日本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其后，在几近二千年的岁月里，日本努力向中国学习，至中国明朝时，其生产力水平整体上虽然还未赶上中国，但从明朝进口日本刀具及手工制品的情况看，可以推断日本在部分领域的制作技术已不逊于中国。1543年，葡萄牙船只漂流到种子岛并留下西式火枪后，日本开始了火枪的研究和制造。织田信长就是依靠在堺和国友制造的火枪组成了火枪队，在1575年著名的长筱战役中一举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武田信玄骑兵队，从而奠定了霸业。接着在1592至1598年间，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每次出兵都在15万人左右，明朝的援朝军队也大致相当。当时，日军作战部队约三分之一使用火枪，而明军除了火炮占优外，基本使用大刀长矛，故战斗异常艰苦。及至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制作技术不仅在传统的丝绸制造业、陶器制造业、小金属制造业及日用品制造业等领域达到顶峰，而且对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掌握，已经能够在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天体仪、测量器、钟表、望远镜等仪器，在医学领域制造人体模型、温度计、显微镜、听诊器以及外科、眼科、妇产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的有关器具。在近代产业制造技术方面，幕藩经营的工厂和矿山，是引进和消化近代西方制造技术的实验场，前述的蒸汽船制造，实际上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取得成功的。明治政府成立后，这些幕藩营工厂和矿山全部收归国有，继续扮演着移植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实验场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进入明治时代前，德川幕府已经为工业化的全面展开预付了一笔不菲的学费。 幕末日本商品经济发达的外在形态，是以商都大阪、消费城市江户为代表的大型城市的存在，以及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全国海陆交通网。内在根据则在于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商业金融运行机制，这种机制虽然属于德川封建社会的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但与明治以后所建立的近代商业金融体系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德川时期的商业制度、传统和习惯，可以通过批发商行“问屋”垄断性行会“株仲间”和钱庄“两替商”的经营活动来说明。问屋是最基本的商贸组织，在大城市和地方中小城市中广泛存在。问屋主要从事商品批发业务，其中不少问屋是专营某种特殊产品。中间商人则在问屋与农村小商品生产者之间起着一种联系桥梁的作用。“株仲间”是大城市中有实力的批发商即问屋组成的行业商会。1833年，大阪有98个“株仲间”。1839年，江户有68个“株仲间”。其中大阪的“二十四组问屋”和江户的“十组问屋”最著名。这些由同业批发商行组成的行会，以向幕府交纳“冥加金”(税金)为代价，换取了对某种商品购销的市场垄断权。当时稻米、棉花、生丝、菜籽、纤维纺织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基本被这些“株仲间”垄断。“株仲间”垄断市场的基本手法是，相互划定垄断区域，制定统一的低收购价格，强买强收，不允许地方农民自由交易。在商品销售方面结成“价格同盟”，以便提高价格，牟取暴利。这种现象已经与资本主义的卡特尔现象酷似。 商业的发达呼唤货币金融业的发展，“两替商”(即钱庄)应运而生。“两替商”的经营内容主要有金银兑换和买卖、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并且同样组织了同业商会。“两替商”除了自有资金外，主要依靠吸收一般商人存款经营。“两替商”经营实行准备金制度，即商人把现金存入“两替商”里虽然没有利息收入，但却有两点益处，一是保险，防止在家中保存发生意外；二是通过存款显示一种信用度，在需要资金时，一般并不提取存款，而是向“两替商”借贷，因为可以贷出相当于其存款数倍的金额，并以票据形式提取(相当于中国的“银票”)。贷款利息一般在5％左右，比地方上加付10％利息的商业贷款合算得多。“两替商”经营中还包括期货交易和保险业务，期货交易最具代表性的是堂岛的稻米交易市场，这种期货交易为明治后开设证券市场提供了先行经验。保险业务的开展主要以海上运输业为对象，它构成了近代海上火灾保险业的前身。从上述经营内容、手段及金融商品开发的情况看，当时的市场机制已经相当健全，它构成了明治维新后近代市场机制确立的前提性基础。 还应指出，如果说上述因素构成了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正”遗产，那么同时存在的“负”遗产也是不容忽视的。总体上说，最大的负资产是那套实行了260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包括领主和农民间的土地所有与占有关系及其封建地租形态，限制商品经济生产的诸制度，阶级门第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诸政策，封建商法、商规及商业组织等，这些因素无疑都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而要排除这些障碍，需要一场以政治革命为前提的制度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