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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清中国在译书所涉版权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日本国内对中国翻译日本书籍涉及版权之事多有讨论，矢野文雄、郑永昌、加藤义三和天野等日本有名望有影响之士纷纷发表言论，舆论界的主流主张即是要求清政府加入版权同盟，实施版权制度，保护日本著作者的利益，其中天野的主张最具代表性。日本国内因中日版权问题激发的讨论被国人所关注，包括朝廷官员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以寻求中日版权问题的解决之道。1902年，创刊不久的《外交报》在第2期译报第一类栏目刊登了《中日版权同盟问题》的译文。译文作者在该文前附上一段“驳文”，“驳文”主要从政治和开启民智方面进行反驳，认为《中日版权同盟问题》的作者天野是在挑拨中日关系，必将引起两国在版权保护问题上的纷争，也无益于中国的进步。“驳文”说道：“吾国当务之急，莫如开民智，开民智莫如译书，译书莫如日本文之便捷，人人共知。……若他人为之而又设为限制，本国人反不得自由经营，则于吾国开民智之事，必大受阻碍。若吾国政府许以版权同盟，则日本新著之书，必由日本人自译之，而自售于吾国，吾国不得任意翻译。……假令各国起而效尤，要求同盟，则吾国译书之事可费而吾国开民智之权大半操诸他人之手，受害将无穷矣。故版权同盟，虽文明之国应有之举，然在发达幼稚之国，则务必稍后。”[2]16作者承认国人译书译日本文最为便捷，但对日本人将日文书籍翻译成中文再销往中国，而且禁止中国人翻印观点极为反对，认为这样会阻碍开民智，日本人也未必了解中国人对知识的需求，所译之书未必合适，而且译书之事如果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将会贻害无穷。再者，日本明治维新已经三十多年，在很多方面领先中国甚多，称得上是“文明之国”，在版权问题上不能要求中国和日本保持同一水准，中国作为“发达幼稚之国”，加入版权同盟务必稍后。这一观点，避开了对著作者版权保护的法律问题，而是从国家利益，开启民智，以及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考虑，论述国人自行翻译日本书籍的“现实性”和当下中国不宜加入版权同盟的“合理性”。 1902年，《浙江新政交儆报》发表关于中日版权问题的评论文章，作者一语道破日本之伎俩，当年日本被德国邀请加入万国版权同盟，实际上对日本而言是外交上的失策，文明孱弱之国，不宜加入该同盟。作者写道：“(加入版权同盟)于吾国文明之途必大受其限制矣……虽版权同盟为文明国应有之事，然日本前数年从德意志之请而入会，当时有他交涉，势不获已。且以维新三十余年，多通西书之国而近时论者尚叹失策，何况受其遏抑而关碍发达之机，使本国有志者译书之事几于或熄耶。”[5]8作者认为，在版权问题上，日本曾经失策，既然日本自身都认为加入万国版权同盟是一种错误，那么日本就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在更早之前，国人就已经将日本盗版美国书籍的劣迹曝光③，可见，日本在版权保护上的历史并不光彩。 前面提到天野“窃愿外务当局者，以扩张商权为要诀”，其目的就是希望日本政府介入中日版权纷争，扩张日本在华利益。后中日续订商约，日本果然向中国提出版权要求。1903年，《外交报》刊登了一篇《驳美日两国商约要索版权》的论说，论说写道：“日本维新之初，崇尚西学，需西籍甚多，岁翻印美国伦曼公司者百万册，值赀数十万。外人寓其国著书者，亦已禁翻印矣。大隈重信掌外部，废之。公使据成例争，大隈谓事非约许，理当废，公使无言。版权同盟，举行者三是余年，美国至今独未与约。英国出一新著，美辄翻印，廉价鬻售……信乎二国之善自为谋也。而熟料彼竟反其道以施诸我国也。”[6]2作者将日本维新之初翻印美国伦曼公司书籍的历史和盘托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驳日本在版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刁难。日本如此，美国在处理版权这一问题上也“半斤八两”。可见，版权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场合，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特别是在国际间的版权保护上，各国更多的将版权问题视为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将国家利益放置首位。继而，作者认为在修改商约过程中增加版权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并列举了不可在商约中增加版权条款的三条理由，其中一条写道：“修改商约，本于庚子和约第十一款，原文仅曰通商行船各条约，及有关通商各他事宜。试问版权与通商行船有何关涉？是欲于原约之外，别增一利益也，不可许者一。……我国权利，所失已多，区区版权，争亦何益，不知外交政策，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事虽微末，一有退让，贻祸无穷。”[6]3作者在这里同样不把版权视为法律问题，他将版权问题作为国家间政治和外交问题加以论述，认为版权是国家利益之一，在国力衰弱，国权丧失甚多的情形之下，版权之事虽小，但是牵涉甚广，如果步步退让，于国不利，故应当尽可能多的挽回损失，可见作者是一个深谋远虑之人。 对于日本在版权上的要求，管学大臣张百熙在争论版权函电中，致日本使臣内田康哉道：“敝国则讲求外国学问者人数尚少，能精通外国文字者甚鲜，每译一书，非用重金不能译就……故翻译外书以图利为敝国卖书人必不能办之事。近年，敝国考求世界公学，皆赖官家之力及二三深识时务之人设译局，用多金以广为劝诱，今日学堂甫立，才有萌芽，各国既深望敝国变法，维新相期，共进文明之化，无端又生此一大阻塞，殊属无益。夫使敝国多译数种外国书，使国人读之，通外事者较多，将来各种商务大与中外共受其利。”[7]1-2张百熙作为朝廷官员，支持维新，倡导新学，他认为中国情形有别于西方，国人少有精通外文者，不可能通过翻译西书来牟利；再者，当时译局很多为官方出资设立，如果在版权问题上同意日本的要求，必定损害朝廷利益，故在致函日本使臣时以一种请求的语气，希望日本不要在中国“考求世界公学”之初进行为难，等中国“通外事者较多”之日，各国都会从中受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