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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造纸技术的发展以及长期和平环境的存在，从东晋中期到南朝，不论官、私都在持续不断地聚书。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围绕着书籍的不断聚集，各种类型的整理工作相继展开，具有学术总结性质的著作也大量问世。梁陈相继灭亡之后，被迁移到北方的南方学者仍然在继续从事着此类工作。可以说，具有南朝特色的学术文化传统并未随着南方王朝的灭亡而结束。 关 键 词：书籍 学术总结 胡族 作者简介：胡宝国(195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永嘉之乱后，在南方建立的东晋朝廷拥有的书籍只有三千多卷。到东晋太元年间，经济有所恢复，社会安定，孝武帝试图复兴学术文化，开始大规模聚集图书。晋宋之际，造纸业有了很大发展，纸张逐渐取代了竹简。不论官私，书籍聚集都越来越多。到梁代，聚书达到了高峰。《隋书·经籍志》序称：“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梁元帝《金楼子》专设“聚书”一篇，很能反映当时的风尚。① 从东晋中期到南朝，持续不断的聚书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围绕着书籍的不断聚集，各种类型的整理工作相继展开，具有学术总结性质的著作也大量问世。梁陈相继灭亡之后，被迁移到北方的南方学者仍然在继续从事着这类带有明显南方特色的工作。可以说，南朝的学术文化传统并未随着南方王朝的灭亡而结束。 一 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 书籍增多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编制目录、校书。这是易于理解的。图书不断增多，目录也必然随之调整。这一时期史书往往没有《经籍志》《艺文志》，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单行的目录很多，史书中没有必要再专门列入。在抄本时代，同一书往往有不同的抄本，所以校书也是书籍整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除去一般意义上的整理之外，当时学者还在众多旧书的基础之上编撰出了新书。这些新书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集注，第二是钞书，第三是汇聚众书为一书。 (一)集注 《隋书·经籍志》经部此类书很多，如朱异集注《周易》，李颙《集解尚书》，姜道盛《集释尚书》，崔灵恩《集注毛诗》《集注周官礼》，孔伦《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王俭《丧服古今集记》，范宁集解《春秋穀梁传》，崔豹《论语集义》，孙绰《集解论语》，江熙《集解论语》，沈琁《集注尔雅》等等。从书名上看，《隋志》史部正史类所载东晋南朝时期带有“集解”字样的书并不多，仅有姚察《汉书集解》。但实际上很多以“注”相称的都属于集解、集注性质的。裴骃的《史记》注，《隋志》仅称“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注”。但是裴骃自己在《史记集解序》中早已说，“号曰集解”。《史记集解》才是裴骃书的本名。又如《三国志》，《隋志》仅记“晋太子中庶子陈寿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但刘知幾早已指出裴松之是“集注《国志》”②。裴注以众书注一书的方式的确就是集注，刘说不误。刘知幾还说：“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③可知上述史注均属同类，都是集注性质。 (二)钞类 《隋书·经籍志》经部有庾蔚之《礼论钞》，王俭《礼论要钞》，贺玚《礼论要钞》，何佟之《礼杂问答钞》等。史部有张缅《晋书钞》《晋宋起居注钞》，陆澄《地理书抄》，任昉《地理书抄》，王僧孺《百家谱集钞》。此外，如梁阮孝绪《正史削繁》可能也属此类。子部有庾仲容《子抄》，萧琛《皇览抄》，集部有谢灵运《诗集钞》，沈约《集钞》，丘迟的《集钞》以及大量不知作者的《集钞》《集林》《集略》《文苑钞》等等。 “抄”并不是全文照抄。《梁书》卷四九《袁峻传》：“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可见“抄”实际是摘抄。这样的例子很多。《南史》卷二五《到洽传》：“迁司徒主簿，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为十二卷。”《梁书》卷五○《庾仲容传》：“仲容抄诸子书三十卷，众家地理书二十卷，列女传三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在钞类中还有一些书的名字虽然没有“钞”字，但实际也是钞，如范泰的《古今善言》，必定是从“古今”书中抄录而来。 这种有选择的“钞”以前也有，如《隋志》有汉桂阳太守卫飒撰《史要》十卷，“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吴有太子太傅张温撰“《三史略》二十九卷”，晋代有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不过此类书大量出现还是在东晋南朝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类书概念，《隋志》是将后世称为“类书”的书籍归入了子部钞类，如《皇览》《类苑》《华林遍略》《寿光书苑》以及北朝编撰的《圣寿堂御览》(即《修文殿御览》)、隋代编撰的《长洲玉镜》《书钞》都在其中。这样归类是有道理的，因为类书本来也是钞书。《梁书》卷五○《刘峻传》：“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这里所谓“抄录”也是摘抄。隋代虞世南编纂《北堂书钞》，直接以“书钞”命名，最明确地表达出类书就是摘抄。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按《隋志》著录，《文选》是在集部钞类中，从编纂的角度看，这样处理是合适的，因为《文选》其实也是抄书，只是抄的方式与类书不同而已。《艺文类聚》序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可见欧阳询也是把《文选》和类书看作是一大类，都是有选择地摘抄已有书，只是选文的标准、范围不同而已。 (三)汇聚众书为一书 谱牒书。《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这是将分散的谱牒搜集来汇聚成一书。 地理书、杂传。《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隋志》：“《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④可知此书并非陆澄自己所写，而只是汇聚了前人相关书籍。汇聚众书难以一网打尽，总会有遗漏，刘知幾说：“自沈莹著《临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伙，谅非一族。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⑤以后任昉又继续补充。《梁书》卷一四《任昉传》：“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隋志》称：“《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地理类最后总结说：“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按此，顾野王的《舆地志》也是此种性质。 陆澄、任昉编撰的《杂传》与地理书相同，也是汇聚众书而成。东汉以来，各种人物别传很多，章宗源、姚振宗两家《隋书经籍志考证》均有统计。这些《杂传》就是汇聚众多别传而来，因个人所见多少不同，所以陆澄、任昉的《杂传》收录的数量也不同。 集注、书抄、汇聚众书为一书，这三种编纂形式的书籍在东晋南朝大量出现，都与当时书籍增加有关。集注是以众书注一书，这只有在相关的书籍聚集较多后才有可能进行。同样，书钞类在南朝特别盛行，也与当时书籍增多有关。《梁书》卷二五《徐勉传》：“勉善属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尝以《起居注》烦杂，乃加删撰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删撰”即是“钞”。《陈书》卷三四《陆琰传附陆瑜传》：“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钞撰。”书籍太多，“烦杂”“繁多”，读者看不过来，所以不得不有所压缩、有所选择。汤用彤先生在讨论佛教撰述时说：“群经之纂集。此以梁代为最盛。天监七年，武帝以法海浩瀚，浅识难寻。敕僧旻于定林上寺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⑥佛教类书籍也有“钞”，而其原因也是因为书籍太多，所谓“法海浩瀚，浅识难寻”，因此不得不有所选择地摘抄。讨论类书的学者通常是将类书的出现归结为作文用典的需要。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胡道静总结类书说：“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⑦可见类书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佛教类书籍中也有类书。汤用彤先生说：“僧祐记中有《法苑》百八十九卷，亦佛经之类书，当亦为齐梁间所纂集。”⑧这显然也与作文用典没有什么关系。总之，编纂类书的目的与编纂其他抄类书籍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便于阅读、便于查找。关于总集，《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可见总集这种形式的出现也是为了解决书籍增多后阅读的不便而来。谱牒、地理书、杂传诸类中多有汇聚众书为一书的现象，这与此三类书籍的篇幅有关。谱牒书只有世系记录，没有具体事迹，篇幅不可能大。⑨关于地理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就陆澄所编《地理书》说：“澄合百六十家之书，而编卷止于百四十有九，知其中零杂小部不盈一卷者多矣。”杂传来自单个人物的别传。别传只记一人，篇幅短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三类书虽然数量多，但篇幅都短，所以有必要将其汇聚成一书。王僧孺、陆澄、任昉都是当时的聚书大家，他们最有条件从事此类工作。 金克木先生曾发现，齐梁时期学术文化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出现了大批具有“总结性”的著作。他在讨论《玉台新咏》《文选》时说：“值得注意的是，短促的梁朝及其前后几十年内并不仅出现了这两部由太子发动的总集，而且还有其他总结性的著作。现存的书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庾肩吾的《书品》、齐代谢赫的《古画品录》、陈代姚最的《续画品》、宋代刘义庆作而梁代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还有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佛教最古的编集序目。他还编了《弘明集》，这是论文集，其中保存了范缜的《神灭论》。梁代慧皎的《高僧传》是现存同类书中最早的一部。宋代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是道藏最古的编目。现只存序目的梁代阮孝绪的《七录》是汉代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后的重要的早期分类书目。还有企图统一语言的著作，如失传的沈约《四声谱》等书，是隋代统一南北语音的《切韵》的一个来源。还有失传的梁代殷芸的《小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多年以来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为什么这一时期会有如此多的总结性著作呢?对此，金克木先生感到很困惑，他说：“单算梁代，只有从公元五○二年到五五七年共五十几年，为什么集中了这么多人做总结工作?内容从文学、艺术、宗教到语音，作者从文人到和尚、道士，体裁从选集、评价、记事到理论，方面很广。帝王提倡当然是重要条件，但不能如刘师培所说是文学兴旺的主要原因。”⑩ 在我看来，总结性的著作大批问世就是因为书籍的聚集、整理工作而引发的。此外，总结性的著作也不局限于齐梁时期。如前所引，东晋太元年间贾渊祖父贾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不就是对当时众多散在各处的家谱的一次总结吗?以后相继出现的陆澄、任昉的《地理书》《杂传》也属总结性质。裴松之以众多汉晋史著来注解《三国志》，也等于是对此前三国史著的一次总结。各种经史著作的集注、集解也属同样性质。就书籍体例而论，当时书多是有序的。在序中，作者往往会对相关的领域进行一番回顾，总结的色彩最为突出。 除去以上主要围绕着旧书展开的工作之外，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在旧书基础上的新著问世。范晔写《后汉书》，“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11)。梁武帝“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12)。梁武帝自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13)他可能是认为《通史》已经把此前的“众史”精华全部吸收了。慧皎《高僧传》也是综合了他以前众多的各类僧传，今人考订，“所据之书当在八十种以上”(14)。慧皎自己在《高僧传》序录中明确说：“凡十科所叙，皆散在众记。今止删聚一处，故述而无作。俾夫批览于一本之内，可兼诸要。”此外，按鲁迅所说，《世说新语》也非凭空创作，而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1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著也可属上文所说“汇聚众书为一书”，只不过它不是简单照抄原文，而是按一定的体例对众多的旧作有所删减、有所改造。总之，如果没有这一时期书籍的大量增加，就不可能有这些集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出现。 从东晋到南朝，学术文化的总结工作可能存在着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如果说围绕着旧书整理而来的总结还具有不自觉的意味，那么如《文心雕龙》《诗品》一类脱离了旧书的总结则是属于自觉的总结了。《宋书》虽然没有《文苑传》，但是沈约《谢灵运传》末“史臣曰”却打破常规，纵论古今，写下一篇最简明的文学史。他在《志序》中还对史书中“志”的历史进行了一番回顾，这些总结都反映出沈约有自觉的总结意识。田晓菲发现：“从公元5世纪开始，文学界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古’‘今’意识。伴随着这种意识的产生，人们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口味以及诗人的个人风格之差异都开始有所觉察，同时也开始对新变进行有意识的追求。”作者在注中说：“检视《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诗歌总集，标题中带有‘古’‘今’字样的总集是在齐、梁开始大量出现的。”(16)“古”“今”意识正是一种“总结性”的体现。这只有在古今书籍聚集多了才可能出现。 从历史上看，整理图书往往会导致学术文化的总结。梁代阮孝绪《七录》序回顾西汉书籍情形说：“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17)《七略》以及由此而来的《汉书·艺文志》是已知最早的全面系统的学术文化总结，这次总结之所以发生，也是因为当时有书籍的聚集、整理工作。 南朝与汉代不同的是，汉代是少数人在宫廷里整理书籍，而南朝因为纸张的普及，不论官私都拥有大量藏书，所以整理书籍并进而从事文化总结的就不再局限于宫廷里的少数人，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成为一个醒目的文化现象。 总之，从发生的顺序看，不论汉代还是南朝，都不是因为要总结学术而有书籍整理，而是有了书籍的整理才带来了学术文化上的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