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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术总结的中断与延续 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建康。侯景之乱给建康以毁灭性破坏。亲历侯景之乱的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31)北方的魏收描述道：“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32)《太平寰宇记》卷九○江南东道二升州引《金陵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自侯景反，元帝都于江陵，冠盖人物多南徙。洎陈高祖复王于此，中外人物不迨宋、齐之半。”书籍的损失更是严重。王僧辩平定侯景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33)。梁元帝召集身边人校书，“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纪、中书郎邓荩、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34)。但是这次整理图书没有能持续多久，承圣三年(554)梁为西魏所灭，梁元帝在最后时刻下令焚烧了全部书籍。颜之推《观我生赋》云：“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颜氏自注：“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35)《隋书经籍志》载有大量“梁有”而后亡佚的书目，这些书大约是亡于侯景之乱。人、书俱亡，南方所遭受的打击是空前的。梁代繁荣的文化活动中断了。 陈代也有聚集书籍的活动，但大不如前。《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有简要介绍：“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陈永定三年，“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36)。此后学士名目繁多，如东官学士、嘉德殿学士、宣明殿学士、德教学士、撰史学士、五礼学士、天保殿学士、宣明殿学士等等，但是再看不到昔日大规模集中学士整理书籍的盛况了。 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当梁、陈相继亡国之后，从北朝到唐初，围绕着书籍整理而展开的工作一直在北方继续着。 西魏灭江陵梁元帝政权后，大批在江陵的南方人被迁到北方。北周明帝即位后，“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37)。其中不乏来自南方的士人。《周书》卷四○《颜之仪传》：“江陵平，之仪随例迁长安。世宗以为麟趾学士。”此外，麟趾学士中如萧撝、宗懔、王褒、姚最、庾季才、庾信、明克让、萧大圜、柳裘、鲍宏等均来自南方。(38) 北齐也有设馆召学士的制度。《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 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后复追齐州录事参军萧悫、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次，犹依霸朝，谓之馆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祖珽辅政，爱重之推，又托邓长颙渐说后主，属意斯文。(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参与“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的萧放、萧悫、颜之推三人都是来自南方。从序文看，“祖珽奏立文林馆”的建议很可能是来自萧放和颜之推。《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祖珽“入文林馆，总监撰书”。《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河清末，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由此可知，祖珽是文林馆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掌知馆事”的是颜之推。前引《文苑传》序又载：“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阳休之监撰”，又“敕放、悫、之推等同入撰例”。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也记述此事：“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39)据此可知，编纂《修文殿御览》也是由颜之推负责的。编书之前确定条例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而撰写者恰好都是来自南方的人。 北方原本没有设馆召学士的制度。北周的“麟趾殿学士”，北齐的“待诏文林馆”，可能都是受南方影响而来的，在两个机构中起关键作用的也正是来自南方的士人。 隋到唐前期，来自南方地区的士人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很明显。萧该，梁鄱阳王恢之孙，开皇初，“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又“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40)。许善心，开皇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许善心“父亨，仕梁至给事黄门侍郎，在陈历羽林监、太中大夫、卫尉卿，领大著作”(41)。唐初，许善心子许敬宗更显重要，“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42)。虞绰，会稽余姚人，“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43)。虞世南也是会稽人，“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藉甚”(44)。除参与《长洲玉镜》的编纂外，他在隋代还编了《北堂书钞》。庾自直，颍川人。父持，陈羽林监。“自直少好学，沉静寡欲。仕陈，历豫章王府外兵参军、宣惠记室。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45)欧阳询，潭州临湘人，陈大司空欧阳頠之孙，从江总受学，“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46)。颜师古，颜之推之孙，“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后又受命“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47)。颜师古虽然生在北方，但所传家学仍属南方学术系统。同样道理，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都可视之为南朝编写类书工作的继续。《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世南“五绝”中，“德行”“忠直”不论，后三绝都具有典型的南方文化特征。这些人一直活到唐代，称他们为唐人固然不错，但若从学术渊源上看，其实都属于南方文化系统。对他们的身份，当时人很清楚。《旧唐书》卷一九○上《袁朗传附袁承序传》：“高宗在藩，太宗选学行之士为其僚属，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显然，唐太宗对来自南方的“名臣”及其“子弟”的地域归属是很清楚的。 唐长孺先生曾撰长文讨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他指出，“十六国及北朝前期，北方由于战乱，文学亦无成就，北魏太和以后文学的复兴实质上即是仿效南朝文学的文体文风，北朝末期，南朝文学完全占领了北方文坛。隋及唐初，虽有人反对南朝轻艳、卑弱的文风，但无实效，无论朝野，时人习诵模仿的仍是南朝著名文人的文章”(48)。根据本文以上的讨论可知，在学术文化的很多方面，南方都有明显的优势，对北方的影响持续到唐初。 我曾指出，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是在汉代。(49)现在看来，南北朝到唐初也有类似现象，政治上南朝结束于隋统一，但直到唐初，南朝的学术文化传统仍然在延续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