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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延续“断裂”之谜 距今大约4000年，中原地区进入“天下之中”的夏王朝纪年时，与其突出的中心地位相对的是，周边的四方被称为“四夷”，东方海岱地区成为“东夷”也由此形成。龙山文化晚期万国林立的文化格局面临一次历史的重新“洗牌”。 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得名于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的发掘。目前考古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和江苏、安徽北部一带，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分布基本一致。20世纪30年代发现城子崖遗址时，学者发现一定岳石文化成分，但这一遗址长期被学界归为龙山文化。随着岳石一类遗存的发现不断增多，学界开始逐步注意到它与典型龙山文化的关系。在关于龙山文化的去向问题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平度岳石村发现的岳石一类遗存提供了龙山文化去向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初，严文明先生在论述龙山文化遗存及其后续文化时认为，胶东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由此正式提出岳石文化的命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岱地区建立起了从北辛至大汶口、至龙山，再到岳石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随着发掘资料的增多，学界对其文化特征、分期和年代、地方类型、族属、来源以及与其他地区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逐渐展开了深入研究。”栾丰实介绍说，对岳石遗存中所反映的东夷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上古史上这一段带有神话色彩历史的真实面貌。 通过对平度东岳石村、泗水尹家城、牟平照各庄、青州郝家庄等典型岳石文化遗存的分析，学界逐步认识和掌握了岳石文化的一些内涵和特征。栾丰实介绍说，岳石文化以其风格独特的器物群，尤其是含有大量的夹砂褐陶而显著区别于以灰、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此时铜器已普遍出现，石器是工具和武器的主体，骨器较多。 然而，在岳石文化遗存中，人们同时也发现，这种新出现的文化在社会发展程度上远远落后于此前的龙山文化，以及同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岳石时期代表当时手工业发展水平的青铜制品出土量，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明显增多，筑城技术也较前大为改进，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提出，但总体上有衰退、落后的迹象，如体现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的遗址数量减少。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陶器生产呈现出明显的落后特征。 海岱地区进入到岳石文化时期，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出了文明延续性的“断裂”。对其发生的原因，学界做出了多种推测。方辉告诉记者，对于海岱地区文化上的“断裂”，以往学术界多归因于洪水或战争。近年来学者们则更多地把这一变化放到当时环境变迁的这一大背景之下考虑，认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异常，是导致稻作农业区文化衰退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使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和集团势力走下坡路，但其决定性原因可能是这些地区的势力集团在与华夏集团的军事较量中处于下风。 栾丰实等学者并不同意岳石文化衰落的说法，力图从文化适应性出发解释由龙山到岳石陶器发生“骤变”的原因。他们认为，目前的证据尽管可以说明岳石与龙山有传承关系，但仍未达到密切衔接的程度。 有学者观察到，分布于辽西、内蒙古东南部等区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岳石文化表现出较多相似性，且地域相邻。据此推测，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并非同一创造者，与夏家店文化是同一族属。 考古学者们也试图从涉及上古史的文献中寻找线索。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代文化，或是少康复国以后发展起来的。栾丰实分析认为，岳石文化也应大致相当于文献上这一时期，有夏一代，夏王朝与东方夷人交往十分密切，间接表明东夷族势力的强大和地位的重要，而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正是夏代前后东夷族创造的文化。 关于岳石文化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定数据，绝对年代距今3950—3500年之间。“其上限有可能延伸到距今4000年，个别地区的下限有可能稍晚一些。”栾丰实分析认为，岳石文化在整个分布区内的消失时间很不一致。在西部地区，岳石文化结束得早一些，约略在二里岗下层文化之初；中部地区偏西部，约在二里岗上层文化之前；中部地区偏东部及其以东地区，结束的时间较晚，约在殷墟第一期到第四期。就相对年代来说，岳石文化与中原地区夏与早商时代相当。 夷夏融合与东夷文化的尾声 “岳石文化早期还表现出与中原夏王朝的夷夏对峙，在考古学的调查中体现为，早期岳石文化分布大致与龙山文化分布一致。然而，当进入商代纪年中晚期，岳石文化分布逐渐向东退缩，呈现出衰弱的现象。”山东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延常告诉记者。 山东地区商代早中晚不同时期、不同地理位置的遗址发掘，为透视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分析样本。位于山东中部的济南大辛庄遗址就是海岱地区一座典型的商代遗址，商代遗存从早商后段延续至晚商后期，被李伯谦教授称为商王朝在东方经营的重要基地。自20世纪30年代遗址发现，大辛庄遗址先后经历了多次调查和发掘，一系列发掘成果成为学界研究商代时期夷商关系的重要资料，尤其是2003年与2010年两次由山东大学等单位负责的发掘，先后发现罕见的甲骨文以及高规格商代前期墓葬。发掘出土的遗存中，丰富的铜器、玉石器、陶器、骨角器等遗存，既体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共性，又具有与中原商文化不同的特征，表现在器类的数量、形制的差异、陶器的纹饰等。此外，遗址中还有一类与典型商文化伴存共出，却带有明显地方土著文化因素的陶系器物，被学界称之为大辛庄“第二类”遗存。“大辛庄遗址第二类遗存在文化内涵和特征上，如陶系以夹砂褐陶为主、制陶技术、陶器装饰手法和主要器类的形态特征，以及石刀的形制和制作方法等，都表现出与此前的岳石文化有直接继承关系。”栾丰实分析认为，以大辛庄遗址第二类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因素，是西部海岱地区进入商代之后岳石文化的去向之一。 在鲁北、鲁南等地区发现的商代遗址，体现出夷商混杂的态势。“对于海岱地区来说，商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外来文化，夷人文化则是土著文化。由于商文化东渐，夷、商文化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面貌。”栾丰实分析认为，其中包含了商文化因素、夷人文化因素，以及非商非夷或称之为亦商亦夷文化因素。 三种基本文化因素在处于不同时空坐标、不同等级的具体遗址中的比例差别，反映出了商文化势力的影响轨迹。栾丰实具体分析说，总的来说，早商时期，非商非夷的比重较小，随着时间推移，土著居民在自身文化基础上，大量吸收和借鉴商文化，非商非夷比例逐渐增大；另外还体现在地域因素上的差异，遗址分布越靠西，商文化因素越多，夷人文化因素越少，由此也昭示了商文化由西向东扩展的趋势；遗址规格、等级因素在这种混合文化面貌的差异上也有体现，遗址等级越高，商文化因素越浓厚，反之，遗址等级越低，夷人文化因素越多。 那么，这种夷商关系在历史上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形成的？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在长达6个世纪中，夷商之间延续着民族冲突与斗争。滕州前掌大遗址出土的一件有铭铜盉，也证明商代薛国曾经对夷方作战，并俘获了夷方的首领，为商末征东夷战事的文字史料。 事实上，考古学已经发现，夷、商文化的互动早在先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位于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共存有晚期岳石文化因素，而这一地点正是夏商两族互动频繁的地区。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一现象揭示了先商文化由北入南的变迁轨迹。考古工作者在对郑州南关外下层的商代遗存中，发现明显的岳石文化遗存，栾丰实等结合文献分析认为，南关外期遗存是成汤自灭夏途中留下的遗存，其来源于鲁豫皖一带的岳石文化，这意味着商族先祖即发祥于东夷。而据文献记载，早商时期，商与东方夷族曾保持友好的同盟关系。有学者分析认为，大辛庄遗址中的夷商融合遗存正是两族属之间联盟关系的体现。据史书记载，商仲丁即位成为夷商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商族与夷人不断发生激烈冲突。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发现商文化的不断东扩，逐渐取代东夷文化，正是仲丁“征于蓝夷”的体现。 商代晚期，海岱地区的文化整体体现为商文化与珍珠门文化对立，在淄博等鲁中地区则呈现商文化与珍珠门文化杂糅并存的格局。既有商、周文化遗址，又存在珍珠门文化遗址，在商周遗址中也存在珍珠门文化遗迹、遗物。珍珠门文化是东夷文化的衰落阶段，退缩到胶东半岛的最东端，文化面貌也较原始，陶器几乎全部是夹砂素面红褐陶，铜器和石器发现较少。 在地处海岱文化区东北边陲的胶东半岛，一直没有发现商文化因素。正如栾丰实所提出的，直至晚商时期，胶东半岛一带是海岱文化区唯一保持比较单纯的夷人文化的地区。两周时期海岱地区的夷人文化因素较之商代进一步弱化，在夷周关系融合中，逐渐形成极具特色的“齐鲁文化”。 而在鲁北地区的两周遗址中，发现仍然存在比较浓厚的夷人文化因素，与鲁中南地区差异较大。但总的来说，鲁北地区的夷人文化因素所表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在遗址中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消失。 两周时期的胶东地区，保留的夷人文化因素则多于其他地区，在一些位置偏远、等级较低的遗址中，甚至存在夷人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但随着时光更迭，其比例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以致与周齐文化融合而消失。 伴随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更迭，从夷夏对峙到夷夏之争，再到夷夏融合。通过对考古学上青铜时代的回眸，记录下海岱地区曾经独立的东夷文化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缩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