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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近期欧美汉学家的《诗经》研究中，出现了口头传播和书写问题的激烈交锋，论争的双方分别以柯马丁与夏含夷为代表。其论争的产生，不仅源于中国先秦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更源于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文明、以及汉学界重新思考先秦文本生成史的学术思潮的启发。《诗经》早期书写与口头传播的论争，是这些学术思潮中的重要一环。西方学术本身的进展，为欧美汉学带来了新的问题视野，但未必能解决所有的文献问题。如何平衡问题意识与文献材料，才是这场争论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诗经》；口头传播；书写；欧美汉学 作者简介：张万民，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 近年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为《诗经》早期形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也为欧美汉学界带来了新的契机。汉学家研究《诗经》的焦点，逐渐转向《诗经》的早期文本史与传播史，出现了《诗经》口头传播和书写问题的论争。这些论争，被上升到先秦文献是以口传为主还是书写为主的基本判断，同时又与西方学者自身的西方古代文明史研究密切相关。因此，近期欧美汉学界的相关论争，与国内的《诗经》研究取向不尽相同，但又可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一、《诗经》的早期写本与口头传播 《诗经》早期文献在近年的大量出土，促使欧美汉学家将眼光转向《诗经》早期文本的生成模式与传播模式，并且越来越强调口头、教学、表演等因素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可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Martin Kern）。 2002年，柯马丁发表了《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此文以近期出土文献的《诗经》引文异文为证，总结了研究早期中国文本异文和写本文献产生模式的方法论问题。[1]鲍则岳（William G.Boltz）曾从写本传承的角度研究异文问题，提出了“文本族谱”说：即存在一个原始写本，然后从原始写本衍生出不同系列的版本，各自流传。[2]柯马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早期中国的写本文献中，不存在这样一个“唯一的原始书写文本”（重点号为原文所有），而是相反，曾经经历“一个具有较大文本流动性的阶段”，文本通过记忆和口耳相传，可以变成许多个互相独立的文本，并不是按照文本族谱的谱系模式流传下来。柯马丁进而将文本异文的类型分为九类，在这九类异文中，数量最丰富的是没有语义联系、但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词，也就是说，大部分异文都属于有语音联系的字形异文（graphic variants）。不同的书写者，在一组具有相近读音的字词中，选择不同的字来书写，并不是为了语义的需要，语义的重构将是徒劳，只有通过声韵分析才能辨识出文本实际想表达的词。这样的结论，对于早期文献文本形成本身有什么意义呢？ 柯马丁从文本的生成与传播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关于文本的生成，柯马丁认为应该将文本的复制（textual reproduction）与写本的生成（manuscript production）区别开来：前者意味着依据某个早期文本模型来复制，后者意味着每个文本的书写形式都是一次首创。对于后者来说，最终产生的写本虽然受传统支配，但是它的书写形式却会因不同的地方习俗、不同书写者的个人经验和偏好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早期文本的不同版本之间，不存在直接复制的关系。关于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柯马丁认为，早期写本的书写者，都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或者听到的文本内容，对书写文字做出选择。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假借字，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怎么知道古人能够识别这些假借字背后的词呢？“为了能够被充分理解，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框架中传播的，很有可能采用面对面教学的师弟相传结构。”在这种框架中，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互相作用，并且“暗示着掌握文本与学习文本的人之间有必要存在一种个人的直接接触”。这符合早期哲学著作中所常见的师生对话形式。[3] 《方法论反思》一文的主要论点，成为柯马丁近十多年研究《诗经》与出土文献的指导思想，即：《诗经》早期是在特定的教学语境中、依靠记忆和口传而得以传播，它每一次书写的字形都可能不同，它的书写形式以及它的意义都取决于它的实际传播和运用的语境。 其实，关于《诗经》的早期教学与口头传播，并不是新鲜话题。班固早已指出《诗经》口头传播的历史事实，《汉书》卷三十说：“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至于柯马丁提出的同音假借字的证据，还有《诗经》口头传播中读音的地域差异问题，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曾引郑玄之说：“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音，同音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清代学者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自序》也说：“四家之诗，其始口相传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各用其乡音，故有同言而异字，同字而异音者。”后代学者，常引用这些材料，证明汉四家《诗》异文是源于《诗经》早期的口耳相传。这对西方汉学家来说也是常识，海陶玮在1948年的《〈韩诗外传〉与三家诗》一文中，就引用《汉书》，指出四家诗中的异文“正是不同的人根据记忆去书写同一个文本时会产生的结果”。[4] 那么，柯马丁的观点有何新意呢？柯马丁认为，他的研究超越了古代中国学者对于《诗经》口头传播的观察： 虽然古代学者已经指出，四家诗异文的产生是由于秦火之后《诗经》口头讽诵传播的缘故，但是我认为，只有这些出土写本，才真正揭示出所有的早期《诗经》书写版本可能都各不相同。[5] 可以说，在《诗经》早期写本与口头传播的研究上，柯马丁突出了三个问题。 其一，柯马丁强调《诗经》写本谱系中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原本”。他相信，早期《诗经》写本的书写，完全依赖口头传播形式，每一次传播语境的不同，都决定了写本形式的差异。“严格说来，在这些不同版本的背后，并不存在唯一的原始书写文本”，虽然“这并不排除这个不能恢复的原始文本最初也是以书写形式创作的”，但是“这个文本在被创作出来以后，并没有按着文本族谱模式的谱系链连续地流传下来，”即同一文本的两个版本之间，其最主要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视觉复制关系。[6]因此，在早期《诗经》传播史中，没有所谓的“原本”，所有写本都是辅助的、次要的，《诗经》的传播和理解主要是依靠听到的文本，因此直到战国时期都没有一个标准的《诗经》写本。 其二，由此突出了《诗经》早期文本在书写上的流动性。柯马丁强调一个双重现象：一方面《诗经》在公元前四世纪已经以高度稳定的表达方式传播，另一方面早期《诗经》又有完全不稳定的书写方式，即《诗经》一方面有语句上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有书写上的不稳定性。这意味着《诗经》的书写形式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听觉值。[7]这就是说，《诗经》文本同时具备稳定性与流动性：稳定性是指声音形式，作为精神产品的文本内容与措词本身；流动性则是指书写形式，指文本的物质形态。究其原因，“文字的正字法并不稳定，发音却是稳定的”，“早期出土文献的文字书写，受到地方传统、书吏个人习惯的制约，但写下来、且可以念诵出来的文本却超越了这些差异”。[8]柯马丁由此坚信，先秦时期“存在一个具有较大文本流动性的阶段”，也就是说“某个措词大体稳定的文本能够化身为多个相互独立的写本”，“尽管这些版本都从一个不可能重新恢复的原本衍生而来，但它们多样的书写形态并非来自一个单一的原型。”[9] 其三，进而突出了面对面教学、表演、记忆等因素在《诗经》口头传播中的作用。柯马丁认为，战国时期的贵族和学者，是在表演和记忆中传授经典。通过记忆来达到内化，通过表演来达到外化，由此确保了经典的稳定性。《诗经》作为一种表演性的文献，它的意义是从其应用、接受以及表演情境中不断生成的。到了西汉，以接受为中心的传统变成了以创作为中心，随着书写文本的固定化和标准化，《诗经》逐渐不再用来表演，而是用来研究。 这些观点，在柯马丁的其他文章中被反复论证。[10]他试图重现《诗经》早期传播的实际语境，这种语境“使得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能够互相作用”，书写者常常“根据自己所记忆或者所听到的文本内容对要书写的文字做出选择”，由此可推论，先秦时代的《诗经》并“没有一个共同书面传统的存在”。[11]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柯马丁执笔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章中，他说：“战国时期中国书面文化的深度、广度极为有限”，因为“当时的书写工具，不是太过笨重（木简、竹简），就是太过昂贵（丝帛），不利于抄写大量文本并在广阔区域内传播”，也因为“各种早期文献极少提及读写活动”，“却时常谈及师徒授受的学习过程”，因此，“经典著作的广泛传播或许并不依赖于书写”。[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