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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美早期中国研究的趋势 《诗经》早期书写与口传问题，重新成为论争焦点，还与欧美汉学界近年重新思考先秦文本生成史和传播史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对于欧美汉学家来说，《诗经》早期书写与口传问题，反映了先秦写本文献的根本问题。柯马丁在一篇综述北美中国早期文学研究的文章中，提出：“人们是否应该认为，先秦两汉的文化里，书写和阅读是文化表达和学习的最高、最自然的形式？或者应该强调记忆和表演文化的观念，即尽管书写技术已尽在掌握，文学作品还是应由记诵而内化，并由表演而外化？”[49]可见，柯马丁最终关心的不是《诗经》本身，而是早期中国的文本文化，他将口传、记忆、表演视为早期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 与柯马丁类似，戴梅可（Michael Nylan）、史嘉柏（David Schaberg）等人都强调口头与记忆因素在先秦文本形成中的核心作用。白瑞旭（K.E.Brashier）甚至将此视角延伸至汉代，他从汉代的碑刻铭文入手，研究了汉代的“记忆”文化，强调了“讽诵”、“暗诵”在早期中国文本传播中的主导性地位。他借鉴西方学者Walter J.Ong、Frances Yates、Mary Carruthers等人对于西方“记忆”文化的研究，总结了几种辅助记忆的手段，包括套语、夸张、诗歌形式等。[50] 与此相对，另一些汉学家则更强调书写在早期中国文化中的决定性地位，如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夏含夷等人。陆威仪提出：“书写在中华帝国和帝国文明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重要性不是来自书写的官方角色；相反，我们应该说，中华帝国——包括它的艺术和宗教——都建立在文本所产生的想象王国之上。”[51]这种对于书写的极度强调，曾受到柯马丁与戴梅可的批驳，成为汉学界关于早期中国口头与书写之争的标志性事件。[52] 无论是强调口头因素、还是书写形式，这些汉学家抱有一个殊途同归的学术旨趣：那就是重新思考中国先秦文本的性质及其形成历史，并试图推翻那种将先秦文献当作固定的可靠史料的传统看法。他们认为，先秦文本是在具体的口头或书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着特定的生产史和漫长的形成史，我们现在所见的先秦文本都是汉代重塑的成品。 夏含夷和鲁惟一（Michael Loewe）主编的《剑桥中国古代史》（1999年），就提出超越“传统史学”方法，即超越那种对传世文献的依赖。对于史嘉柏来说，夏含夷的视野仍然太传统。在史嘉柏为《剑桥中国古代史》所写的书评中，更激烈地指出：“在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些传世文献的出处的条件下，我们有必要暂时不把它们看成是权威性资料。”他甚至认为，《诗经》、《尚书》都是后世编辑者的修辞操作的结果，《诗经》不能与铜器铭文互证对读，反映西周背景的那十几首《诗经》作品，只是一堆非常“贫乏的资料”。[53] 在重新思考先秦文本生成史的趋势之下，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将研究焦点转移到具体文献的文本生成史及其传播史。 胡明晓（Michael Hunter）从修辞分析入手，研究了《孔子诗论》中的“孔子曰”的形成背景。他发现，《孔子诗论》简15与简24两处文字相近，但是前者没有“孔子曰”，后者却冠以“孔子曰”，两处简文的区别在于：前者较为简略，后者更为复杂。这种规律见于《孔子诗论》全篇，以及《说苑》、《左传》、《孔子家语》等书。简略的评语一般更为具体，复杂的评语更具抽象性和概括性，前者可能是早已广泛流传的《诗经》评语，后者是对这些广泛流传的评语的再加工。因此，胡明晓认为，《孔子诗论》的“孔子曰”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孔子的言论，而应该从文献的动态演化来看待它，将其视为在新语境中改造传统《诗经》评语的一种手段。这是将早期文献中的“孔子”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分析文本形成。[54]胡明晓此文，呼应了美国汉学界近年来重新思考先秦文本生成的趋势，以及重新考察先秦儒家以及孔子的趋势，即将先秦文献中的孔子形象和孔子言论历史化，把它们看成是文献和历史积累塑造的产物。[55] 再如，麦笛（Dirk Meyer）从意义生产模式来研究郭店简，他认为《五行篇》和《诗经》两种文本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关系，并相信《诗经》到战国晚期以后才有固定的书写文本。[56]李孟涛（Matthias L.Richter）则研究了上博简《民之父母》的修辞特征，认为它在口头演示语境中被用于教学目的，需要听众的记忆和背诵。他还将《民之父母》与《孔子诗论》联系起来，认为《孔子诗论》对于同一诗篇的重复解释，不仅可以帮助读者记忆文本，还将一个文本积累的不同层次展示给读者。这些因素，说明了出土文献及其引用的《诗经》诗句，都是被用在口头的、演示的和记忆的教学情境中。李孟涛非常强调口头教学和记忆在上古文本传播中的地位，他认为，“早期中国写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文本能力在阅读中的重要角色”。什么是“文本能力”呢？就是抄写者和读者对于文本内容的熟悉程度，也就是通过口头和记忆所掌握的文本内容。阅读的过程“是以对文本的熟悉程度为前提条件的，很明显，在读者开始熟悉文本的过程中，书写文本只有辅助性作用，而不是唯一的源头”。总之，“正是这样一种预设的文本能力，允许了词语的字形可以有很大的变动”。[57]可见，李孟涛与柯马丁一样，试图从口头与记忆的具体情境，揭示先秦文本的生成及其功能。 五、结语 在上述的论争中，夏含夷批评王靖献等人过于依赖西方理论、忽视中国古文字学证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没有充分厘清近期汉学界强调《诗经》口头性的西学背景，并且，他竭力证明《诗经》自西周时已被书写下来，这似乎并未抓住柯马丁等人讨论《诗经》口头性的要害，因为柯马丁并不否认《诗经》早期写本的存在，他强调的只是不存在一个书写的原本，所有书写本的形式都有流动性，都受到口头因素的决定性影响。 柯马丁根据《诗经》出土材料的大量异文，突出了早期书写与口头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突出了口头性对书写形式的影响，这无疑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异文的证据，并不能否定《诗经》在战国以前早已书写成册的事实（虽然具体篇目数量是变动的），并不能否定书写形式本身在先秦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中国的书写文化远远早于古希腊，后者迟至公元前8世纪才出现文字书写，因此《诗经》早期的书写与视觉复制亦不容忽视。 在柯马丁等人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的进展，对于推进汉学传统课题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诗经》异文，本是《诗经》研究中最常见的问题，清儒大多将其视为假借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将其看成一个具有同源关系的“词群”[58]，这些研究已成为经典，但未出训诂的藩篱。上古时期文献传播多依赖师弟口授，学者早已熟知，朱熹说：“如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后汉吴恢欲杀青以写《汉书》，其子吴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车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正此谓也。’如黄霸在狱中从夏侯胜受书，凡再逾冬而后传。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讲诵者，也是都背得，然后从师受学。”[59]然而这些材料，一般只被视为文献学的背景知识。 近期欧美的《诗经》研究，将问题的焦点变为：在口头与书写并存的先秦时代，文献如何以特定的形式被写下来以及被传播？在书写和传播的过程中，口头性因素与书写本身有着怎样的互动？对于这些问题，早已有汉学家提供过初步的观察。韦利（Arthur Waley）曾提出《诗经》需要研究的问题有：“哪些诗歌是文人创作，并且刚面世就被书写下来？”[60]王靖献也曾论及《诗经》的传播问题，认为在“《诗经》形成期”中，“《诗经》的诗歌文本是并不固定的，风格与短语特征也是流动的”，即“每一首诗在语言和结构上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润饰甚至大改特改的阶段”，其中包括抄写者的贡献。[61]但是，柯马丁等人的研究，将已经存在的各种材料与观察，结合新近出土文献，放置在近期西方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视野中，推进了汉学研究的发展。也就是说，在近来汉学界的早期中国文献和《诗经》研究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很多论述是对罗莎琳德、纳吉等人论点的呼应，或者说，是早期中国研究和古希腊研究的一种对话。 可见，欧美汉学研究与西方学术整体进展有着复杂的脉络关联，很多汉学论著，都对西方学者研究西方文明的成果，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呼应。中国学者因为学术语境的差异，即使是研究同一个论题，也与欧美学者呈现出不同的思路。马银琴从周代礼乐制度和教育制度入手研究《诗经》的传播，认为周代有瞽曚之教和国子之教，前者注重诗之“声”，后者注重诗之“言语”和“德义”，西周以“声教”为主，春秋时“声教”与“义教”并重，战国时“声教”衰落、“义教”独行。在此书序言中，王小盾进而将这两种《诗经》传承方式，推演为口述方式和文本方式。但是，马银琴基本没有讨论口述传播方式或文本书写方式本身对于《诗经》形式的影响，她关注的焦点完全源自王国维、朱自清等学者提出的《诗经》声用与义用的问题。[62] 在此意义上，海外汉学就像是“外国学”，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不同的学术脉络和问题意识。然而，在这个中西学术交流更加深入和频繁的时代，实际情形未必如此简单，中外学术的界限未必如此绝对。在特定学术背景与学术共享话语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互动与张力。海外汉学家关注中国学者的成果，中国学者也在关注海外汉学的成果，有些中国学者对于钞本问题的研究，对于文本流变与层次的研究，已在隐隐回应西方汉学家提出的问题。[63] 西方学术本身的进展，为西方汉学带来了新的问题视野，但未必能解决所有的文献问题。从夏含夷与柯马丁之争可以看出，他们都在寻找直接证据，却常常受限于各种间接证据。如何平衡问题意识与文献材料，才是这场争论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注释省去，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