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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丸山并不是以“西方近代”为模板来评判“落后日本”的“近代主义者”。丸山对“西方近代”的认识是辩证的。他肯定西方近代进步性的同时，也批评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的变质，主张回到“近代”初始点上把握“近代”的本质。基于此种近代观，丸山真男对“近代的超克”持批判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虽基于非学术之目的，但采用的是学术方法。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超克论”问题意识的起点——时代“诊断”上，揭示日本近代以前并非没有近代的“污染”，近代主体性的萌芽在近世思想中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则着力批判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形成的社会结构性病理。丸山主张通过构建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与异质文化思想相接触、培养他者意识，来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的形成。 关 键 词：丸山真男/近代/超克论/日本思想家/竹内好 作者简介：唐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近代的批判本是西方社会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弊端进行自我反思的产物。然而，伴随西方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①，非西方世界在“接受与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后也开始认识近代、反思近代。与欧洲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不同，非西方世界对近代的反思因其同时与超越欧洲的世界支配这一特殊的课题相重复而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盛极一时、战后又再度复兴的“近代的超克”(以下简称“超克论”)即是如此。无论是战中的“超克论”，还是战后从各个视角对它的重读，在以“日本对西方”的逻辑寻求日本民族主体性的华丽辞藻下，掩藏的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加以辩解之词。丸山真男作为一位学者，敏锐地认识到“超克论”的上述本质，对其展开了深入批判。 在中国，伴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界也开始认识和反思“现代”，亦注意到了日本战后重新认识“超克论”的思想动向。多数人从狭义角度，对战时“超克论”的形成背景、思想流派等做了深入研究。②也有些学者从广义视角，对战中与战后日本兴起的若干次围绕“超克论”的讨论做了较清晰的梳理和分析。③但是，很少见围绕“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论争的研究。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和中国学者韩毓海虽对此有所关注，④但均未从历史维度对之加以充分展开。本文通过梳理丸山的近代观及其对“超克论”的批判，揭示“超克论”的历史变迁与思想本质，尝试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知识界近代观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超克论”是所谓狭义的“近代的超克”，主要指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和“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若干次座谈会而在日本引发的对西方近代理论与近代日本的批判思潮。该思潮是在日本工业化基本实现的背景下出现的。伴随工业化的发展，有些人在其中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则作为失败者满怀对“传统”与“消失故乡”的怀念和感伤。更为直接的政治背景是，这一时期日本企图推动和利用世界秩序的变迁，努力挤进世界霸权体系中，参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此外，这一思潮的出现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日本学者铃木贞美认为，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⑤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日德关系的紧密化，反近代主义的纳粹主义思想也涌入日本，无疑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⑥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中央公论社组织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铃木成高等京都学派的年轻哲学家、历史学家先后召开了题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总力战的哲学”三次座谈会。1943年中央公论社将这三次会议上的发言结集出版，名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所谓“世界史的立场”按照西谷启治的理解就是，近代西方“将它的势力向全世界扩展，世界开始出现了一种整体性”⑦。日本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面对崇尚物质价值、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需要回归于日本的传统，通过“祖先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来克服西方文明给日本带来的危机。⑧那么，西方文明究竟有哪些弊端呢？参会学者们对之做了深入分析。高山岩男批判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所倡导的“惟有理性才是真正正直的人性，其他都是动物性”的观点。他认为，“理性的立场归根结底是必须要尊重的。……但是，理性也是受限制的。在现实世界中，非理性的原理和理性一样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起着支配作用”⑨。高山认为，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有明显的弊端。“由人民掌握的民主国家的主权从一开始就是毫无任何掣肘的至上性存在，由此开启了近代人民专制的时代。伴随大众社会、大众民主政治的发展，掌握着国家主权的‘大众’正在成为人类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暴君。”⑩他们认为，西方近代文明观所暗含的“人类至上主义”也需要深刻反思。“丧失谦虚之心的人类主义陷入到了自私自利的人类至上主义中。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近代精神的就是精神革命，而在精神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是宗教的精神和虔诚之心。”(11)其于日本而言，就是以“绝对无”立场上的“日本精神”为武器，超越西方近代，创造出以自身为主体的世界史。(12)总之，京都学派的学者具有深厚的西学素养，他们对西方近代的批判是深入西方近代思想体系内部的批判。这是京都学派“超克论”的突出特点。 与此同时，1942年7月，日本刚刚对英美宣战不久，《文学界》杂志就组织召开了题为“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龟井胜一郎、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津村秀夫、吉满义彦、西谷启治、铃木成高、中村光夫等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不久，1943年，由创元社将会议论文与会议记录结集出版，名为“近代的超克”。这次会议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系列会议相映成趣，其宗旨是讨论知识界如何应对刚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希冀以此次讨论会掀起一场精神革命，建设“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近代的超克”是上述会议宗旨的高度凝缩。就如河上彻太郎在该书中的《“近代的超克”结语》一文中所言：“‘近代的超克’这唯一的指路明灯，尽管有些朦胧，却穿透各种阻碍同时映入我们眼帘，这是何等喜悦!”(13)那么，究竟何谓“近代的超克”呢？铃木成高给出的定义是：对法国革命以后近代的各种倾向，即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进行整体上的超克，就是“近代的超克”的思想立足点。(14)但是，与会者围绕“近代的超克”的词语用法、知识方法论及具体实施操作路径等问题仍存在争论。多数人主张，近代化使日本社会遭到西方文明的“污染”，要去除这些“污染”必须回到“纯粹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去；少数人则认为，“近代的超克”绝不是完全肯定近代或完全否定近代，而应在承认近代积极性的基础上对之加以扬弃。(15)因为在日本，欧洲文明已非简单的外来文明，它已深深内化为日本自身的一部分。简单地排斥西方文明的做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16)总之，“近代的超克”是沿着“东洋对西洋”的抵抗逻辑来思考问题的，无论是一味批判西方近代，还是以肯定的态度扬弃近代，其目的在于以东西方对抗的姿态，抵抗西方的冲击，树立日本的主体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