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丸山认为，“近代”的核心是“近代精神”，即区别“存在”与“价值”，以抽象逻辑把握客体的近代主体性思维。(37)而“公”与“私”的分离、“存在”与“价值”或“自然”与“人为”的分离是近代主体性思维形成的关键。基于此种近代认识，丸山高度评价徂徕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 丸山在1940年写的《近世儒教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徂徕学与诸如古学派等其他儒学流派相比，有着“质的飞跃”(38)。它打破朱子学的“天人合一”观，将“公”与“私”截然区分开。原本朱子学中的“道”被定义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涵，“私”被从“天人合一”的连续性结构中解放出来。(39)在1941年写的《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人为”》一文中，丸山进一步分析指出，徂徕学打破朱子学“社会政治秩序是先在的天地自然之所与”的思维模式，确立了“社会政治秩序是主体性的人为创造”的认识。但是，要排除一切非人格理念的优位，将人作为秩序的创造主体，将自由的人格以及人的现实存在本身作为终极根据，就又不可避免地造成最初人格的绝对化。徂徕由此认为社会秩序是由“圣人”这一绝对化的人格实在创造出来的。(40)在现实中，这个圣人就是德川将军。 与前两篇论文不同，丸山在1944年7月应召入伍前写就的《“前期”国民主义的形成》一文基于国民主义的视角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幕藩体制。丸山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具有两个指标：(1)属于一个国家共同体。(2)相互之间具有对同属一个国家的一体感。这种国民意识既包含基于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共通的文化传统之上的文化意识，也包含政治意识。如果把以这种国民意识为背景，主张国民统一和国家独立的思想称为“国民主义”(Nationalism;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的话，那么只有它才是近代国家作为近代国家得以存立的“精神动力”。丸山认为，作为政治范畴的“国民”以及主张国家独立的国民主义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不是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有时会阻止作为政治范畴的国民的产生，使大多数国民过着没有“人格”的生活。(41)幕藩体制恰恰就是这种国家秩序。丸山认为，虽然在幕末时，日本受到来自欧美的“刺激”而出现了诸如“万机决于公论”的思想，但是一旦涉及谁才是国家独立责任的承担者这一核心问题时，封建支配层以外的国民大众仍旧会被排除在权力之外。(42)那如何才能使日本国民成为肩负国家独立之重担的能动主体呢？这不仅是明治思想家，也是丸山本人着力要解决的切实课题。 战后初期，丸山也意识到自己战争期间的近代观中，存在着“把从内部促使封建意识形态解体的思想契机直接看作是近代意识之表征”的机械性认识的问题，(43)也存在着对“超克论”及其背后的日本法西斯体制批判得不够鲜明、不够彻底的问题。但是，在日本法西斯对内施行高压统治，坚持反战反法西斯统治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的情况下，丸山仍能坚守立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为大东亚战争摇旗呐喊的“超克论”，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丸山这一时期的近代观在战后受到了批判。子安宣邦就在《“近代”主义的错误与陷阱》一文中指出，丸山的近代观中“存在着一个围绕‘近代’而展开的抗争性话语图式”。丸山把“超克”近代的言行当作法西斯主义，“超克论”要超越近代，而他则针锋相对地拥护近代。子安宣邦认为在丸山抵抗的话语中，“超克论”所要克服的那个“近代”并没有得到追究，而他拥护的“近代”概念却被创造出来。(44)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个问题，这一时期丸山是不是把“超克论”者的言行视为“法西斯主义”？要弄清这个问题仅仅关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不够的，还要结合《读麻生义辉的〈近世日本哲学史〉》《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清原贞雄〈日本思想史近世国民的精神生活〉上》等丸山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来综合判断才行。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发现，诚然如子安宣邦所言，在丸山的近代观中存在着对抗性的话语图式，他企图通过支持“超克论”批判的“近代”，以迂回的方式来抵抗“超克论”背后赖以支撑的极权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丸山把“超克论”的言行都当作法西斯主义。丸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文》中就明言：“超克论者”的见解“在当时的我看来也包含着合理的东西。”(45)而这种合理性的东西就是对近代的认识。这一时期丸山对源自西方世界的“近代”并非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他在为麻生义辉著《近世日本哲学史》写的书评中就明确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仅仅关注经验和现实生活的西方近代是哲学荒芜的时代。日本应学习的近代不是物质化的近代，而应是西方近代的原点，要学习文艺复兴时代的近代精神。 第二个问题，丸山是否用自己构建起的“近代”概念来取代“超克论”者所要克服的那个“近代”，而使“超克论者”口中的“近代”完全未得到追究？表面看起来确如子安宣邦所言，丸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十分强调近代主体性思维的意义，而对西方近代以及日本的近代化问题没有太多述及。但是，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丸山对“超克论”者批判的“近代”没有充分“追究”。实际上，这一时期丸山对“近代”的批判似乎比“超克论”者更加彻底。“超克论”批判的“近代”，既包括西方近代，也包括日本近代化，但是他们的批判在日本模仿西方近代模式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问题上却戛然而止。这种批判链条的断裂恰恰暴露出了“超克论”的内在逻辑矛盾与“超克论”者甘愿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注脚的心理动机。与之相对，丸山对法西斯主义持批判态度，也正是基于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国家观的批判。(46)他于1936年写了《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法西斯主义国家观是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观演变来的极权主义国家观。(47)1943年，丸山应时任《三田新闻》编辑的中学同学林基的请求，写了《福泽所谓的秩序与人》一文，批判当时社会上铺天盖地宣扬福泽的国权论和大陆进军论的论调。他在文中指出，日本要作为近代国家获得正常发展，就要对唤醒那些对政治秩序被动服从的国民大众，使他们自觉自身作为国家成员的主体能动性，(48)由此才可遏制极权的日本法西斯体制。 1951年，日本与美英等国单独媾和签订了《旧金山媾和条约》，使日本国家主权得到恢复。但是，在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日本同时与美国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意味着日本将长期处于美国监管的“次殖民地状态”中。(49)在这一背景下，因战后民主化改革一时归于沉寂的“超克论”再度兴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