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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同样由《文学界》牵头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战中“超克论”的代表人物龟井胜一郎、中村光夫、河上彻太郎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题就如会后刊于《文学界》特辑“现代日本的知识命运”的编者按中所言：“和谈条约之成立，虽给予了独立的名义，然众所周知日本所处之地位极不安定。战争之危机依然未去，日本正立于重大的歧路之上。于国际国内两方面问题重重，而文学家对此有何见解与信念？不仅为了讨论现实状况，还为了追究明治以来日本人所备尝之种种悲剧，或认知上的混乱，即所谓‘近代日本’之实体，并为预知与省思未来相互探讨。”(50)由此可见，这次会议的主题依旧是批判“近代”。“近代”被视为造成明治以来日本人备尝种种悲剧，认知上产生混乱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一暗含着欲为战中“超克论”平反的思潮在“左翼”势力蓬勃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左翼运动在安保斗争中的失败，重新评价“超克论”的思潮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竹内好。 竹内认为，应该将思想维度的“超克论”从历史维度的“超克论”中分离出来，高度评价“超克论”的思想意义。竹内坦陈将思想与历史剥离开的工作是异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不承认思想层面具有与体制有别的相对独立性，不甘愿直面困难将作为实施的思想分离出来，那么就无法从被尘封的思想中提取能量”(51)。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批判地吸收遗产，作为思想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52)。 竹内并不讳言应该对战中“超克论”曾助力战争的历史进行反省，但他同时又极力用“双重结构论”为大东亚战争辩护。他认为大东亚战争具有两重性，日本“一方面对东亚要求统领权，另一方面通过驱逐欧美而称霸世界，两者既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时又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53)。这种战争的两重性由来于日本近代史的特质。日本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但是就帝国主义战争而言，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日本单方面承担。(54) 竹内基于“近代—传统”“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图式，来认识“超克论”的思想意义。他期望借用“超克论”来唤醒战后日本人的抵抗意识，至少在精神层面达到摆脱日本战后对美从属依赖的目的。竹内指出：“日本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曾面对欧洲产生过绝对的劣等意识。从那时起便开始拼命地追赶欧洲。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亮地变成欧洲才是脱离劣等意识的出路。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但是，竹内认为在这场解放运动中，日本并未形成自己仍是西方“奴才”的自觉，而“安居于自己并非奴才的幻想之中”。这种主体性的缺失，是主体并不具备自我造成的，而其归根结底是因为主体放弃了自我成为自我的可能，即放弃了抵抗造成的。(55)正因如此，竹内反对直接从欧美移植近代精神。(56)他主张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形成需要建立在日本传统上，要从起始点上培养日本人的自我意识。 由此可见，战后“超克论”虽然不是战中“超克论”的简单复活，但是两者在逻辑上具有同构性，即以“欧洲—亚洲”“近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图式，通过对西欧的抵抗来培养日本人的自我主体性。 丸山真男与竹内好是同道益友，(57)两人的近代观有诸多相似处。竹内认为，“近代”的核心是主体人格的产生，“所谓近代，乃是欧洲在从封建社会中解放自我的过程里(就生产方面而言是自由资本的发生，就人的方面而言是独立平等的个体人格的成立)获得的自我认识”(58)。丸山也具有相近的认识，他认为近代主体性思维、主体人格是“近代精神”的核心，精神上的“近代”远比物质上的“近代”更为重要。丸山与竹内对近代日本均持批判态度，就如伊藤虎丸所言，“竹内好批判日本近代缺乏‘精神’，缺乏‘反抗’，缺乏‘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和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所指出的‘缺乏思想的坐标轴’，即思想并没在交锋和积淀的基础上被历史性地构筑起来的‘传统’(即思想的‘杂居’性)是完全重合的”(59)。 尽管丸山与竹内都致力于树立日本人近代主体人格，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诉诸的实现方式完全不同。竹内主张分割历史与思想，积极评价“超克论”的当代意义，通过以日本传统抵抗近代，促进日本人主体人格的形成。丸山不同意走这条道路。他在《围绕竹内好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竹内“在《近代的超克》中把思想只是作为思想来看”，但若不能把思想放在历史中，“就不能做到对思想的批判”(60)。丸山认为从主体性思维而言，日本别说“超克”近代，近代甚至尚未真正形成。但是同时，丸山也反对“近代”与日本毫无关联的“无缘论”的观点。他认为完全看不到日本历史上近代思维的自发成长，容易使日本国民对传统思想的力量丧失信心，这也是危险的。(61)也就是说，在丸山看来，对日本而言，既不应简单地言说“超克”近代，也不能机械地认为近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而完全看不到在日本历史上存在着近代思想自发成长的事实。 竹内主张重建日本传统，丸山却着力批判阻碍日本人主体性思维形成的思想传统和社会结构。丸山在《日本的思想》一文中指出：“我们在探讨思想至今的状态、批判样式或其理解方法时，如果其中存在妨碍思想的积累和形成构造的各种契机，就应对这些契机逐一地不断追寻其问题所在，虽未必能追寻到究极的原因，至少也能从现在我们所处的地点出发，开拓出一条前进的道路。”通过批判阻碍主体性思维形成的思想传统，为主体性思维的形成开辟道路，这是丸山的思维逻辑。如果说丸山在战中发表的《“前期”国民主义的形成》一文只是开启了批判社会结构之开端的话，丸山在战后对日本社会病理结构的批判则更加深入、犀利。因为在丸山看来，战后日本人获得的“自由”是“他者赋予的自由”，作为自由之本质的主体性仍颇为欠缺。(62) 丸山认为，近代天皇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思想的无构造传统”“抑压转嫁平衡”病理和现实主义性格是阻碍日本人主体性思维形成的主要“病根”。丸山在战后不久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指出，近代日本国家的政治秩序“是以作为绝对价值体的天皇为中心的、连锁式的自上而下的秩序。万民在相距中心的各种各样的距离上翼赞天皇，距离越远价值就越小。(63)这种天皇制政治传统在排除异端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它对于人格性主体——无论是自由认识主体上的意义、伦理责任主体的意义，或是秩序形成的主体意义——的确立，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成为决定性桎梏的命运”(64)。 在丸山看来，日本社会结构中的“抑压转嫁平衡”原理是阻碍日本人主体人格形成的社会病理。丸山通过研究发现，在以天皇为权力中心的天皇制政治权力结构下，存在着一种居上位者按顺序向下位者恣意行使暴力，“通过抑压的转嫁来保持精神平衡”的集团病理。丸山认为它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下来的最大‘遗产’之一”(65)。日本人缺乏主体性思维既是造成这种集团心理产生的原因，也是这一集团心理产生的结果。 在思想传统方面，丸山认为，日本人缺乏核心性的思想坐标轴。按一定时间顺序引进的各种外来思想，在日本人精神世界里是无时间顺序地并存的，历史顺序性消失不见，甚至从原理上相互矛盾的思想也和平地并存着。当然，丸山也承认在日本历史上并非没有传统思想对外来思想的反抗，但他认为这种反抗只是一种非原理立场的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而已。而正是这种非原理立场的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否定了现实与规范之间紧张关系本身的意义，由此产生出了两种倾向，即对与生俱来的感性的尊重和对既成统治体制的被动追随。(66) 丸山还指出，日本人现实主义思维方式也不利于主体人格的养成。他认为日本人现实主义思维方式有三大特征。第一，强调现实的被赋予性。一般而言，现实既有被赋予性，也有被塑造性。但是，日本人通常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而仅从赋予性和过去式的角度来理解现实，就很容易形成“现实总是毫无办法改变的过去”的思维定式。丸山认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扼杀了日本人的自由想象力和行动，使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从内部土崩瓦解。(67)第二，现实观的单向度性。社会现实通常是由极其复杂而矛盾的各种动向构成的立体画面，而日本人在叫喊着“直面现实”时，通常头脑里已经有了希望某个方面出现，不希望其他方面出现的价值判断。丸山认为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媒体报道，还是战后围绕媾和问题、再军备问题的报道，都不是现实论和非现实论之争，而只是围绕要做哪种选择的争论。(68)第三，支配者所选择的方向往往被视为英明的“现实”，而反对派选择的方向往往被贴上“观念论”的“非现实”标签，其中隐含着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和权威主义性格。丸山主张日本人应向这种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发起正面挑战，拒绝屈从“既成事实”。他认为即使这种“拒绝”可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行为，也是有价值的，它能逐渐提高人们自主选择的能力。(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