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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培养日本人主体人格呢？丸山认为，应建构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以为主体人格的养成创造环境。丸山在《福泽谕吉其人与思想》一文中指出，只有从“权力偏重”的社会发展到多元的自由并存的社会，民主主义才会免于向“极权主义”倾斜，人的“独立精神”才能从一味盲信的“惑溺”传统中摆脱出来。(70)丸山借用结核菌素阴性反应形象地说明这个道理，“结核菌素阴性反应的状态既不能证明现在状态是健康的，也不能保证将来是健康的。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提高感染的危险性。尽管如此仍一味地礼赞‘无菌’的阴性状态，会阻碍通过将身体暴露在病菌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努力”(71)。当然，丸山也注意到了伴随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从“农村型社会”向“都市型社会”转变过程中，“大众规模的自主人格”并未出现，(72)相反却产生了因转型不适而对现实生活怀有恐惧不安、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的大众。他由此感叹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止歇的。 他还认为，与异文化接触有利于增强人的自主选择能力，而主体性归根结底“是自我从面对的多元价值中自主选择的能力。一般而言，面对的异质性价值越多，就越容易磨炼出选择能力。……主体性的程度与主体适应环境来选择自我发展方向的方法本身息息相关”(73)。具体而言，人通过与异质文化圈的频繁接触，既可促使人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具有有别同一集团内部之“他者”的“自我”个性，也能增进人对更广义的、抽象的社会的归属感。(74)也正因如此，丸山主张切断“外在”普遍主义与“内在”本土主义的恶性循环，从“日本之中有世界，世界之中有日本”的意义上来理解“开国”的思想史意义。(75) 在他看来，日本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接触中存在着底层与上层明显区分的二重结构，底层部分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和连续性，上层部分则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产生时代性的变化。丸山将日本文化的底层部分称为日本文化的“原型”(prototype)，认为它是阻碍日本人主体人格形成的重要障碍。所谓日本文化的“原型”主要指日本社会的结合样式及政治行动样式的原初形态，以及神话、古代传说中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76)后来，丸山意识到“原型”一词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后，又先后用地层学上的“古层”和音乐学上的“执拗低音”取而代之。丸山认为日本文化的本质就是“执拗低音”的文化，“执拗低音”能改变儒教、佛教、西方思想等外来文化，使其成为日本式的思想。(77)丸山认为这种囿于传统文化的强韧的“执拗低音”在近代成了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性思维进一步成长的障碍，其具体表现就是“近代的超克”。他在《日本的思想》一文中就谈到，在近代，当对村落共同体的乡愁被巨大都市的杂然无章进一步刺激后，就形成了隐藏在各种旋律中的“‘近代超克’的执拗低音”(78)。那么，如何才能突破“执拗低音”的限制进一步培育日本人的主体人格呢？丸山提出了一条对传统进行再解释、再创造的具体路径，其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对不言自明的“常理”进行重新认识和反省，以促使日本人从定式思维中解脱出来。丸山认为：“学习思想史的一个意义就是重新认识我们以前未曾反省就作为前提的观念和在刻意宣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底层所潜藏着的、我们自身尚未意识到的为意识形态所制约的思考方式，以此将我们自身从这些思考方式中解脱出来。”(79) 第二，积极与异质思想对话，以培养日本人的主体意识。丸山认为：“只有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世界观，才能做到对现代的真正研究——我们才能真正对现代发挥主体作用。如若不然，就容易产生如下结果：自我受一个个现代情景下的共通观念所制约，使我们错误地认为它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所谓主体意识(independent minded)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简单，在报纸、收音机、电视以及其他传递外界信息的通信方式急剧扩大的现代社会，尤甚如此。”(80) 第三，重读古典，以古观今，以提高日本人认识现代社会的眼界。丸山认为：“阅读古典，从古典中学习的意义——至少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将自己与现代隔离开来。所谓‘隔离’是主体自身的积极作为，而不是‘逃避’。毋宁说，正相反。我们通过有意识地将自己从所生活的现代氛围中隔离开来，才能够真正养成‘有距离地’观察现代之整体状况的眼界。”(81) 总之，在日本战后宪法颁布、《旧金山条约》签订后、无论是丸山还是竹内都发现日本仍未实现真正的独立。两人都企图通过塑造日本人主体人格，以为实现日本真正独立提供精神上的动力。丸山曾明言：“只有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我确信竹内好与我抱有同样的想法。竹内好与我工作的领域不同，思想方法也有很大不同，一句话很难说清楚，但是归根结底最不同的是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而就算这个问题我们两人实际上追求的也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不同方面。”(82)恰如丸山所言，在塑造日本人主体人格的问题上，两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竹内主张通过抵抗西方，从不断失败的自觉中塑造日本人的主体意识。而丸山主张回归到近代的“初始点”上，(83)基于“近代”的本质来塑造日本人的主体意识。丸山批判竹内的“西方—东方”、“内—外”的认识图式，主张与异文化接触，来培养日本人的自主选择能力。竹内主张重建日本传统，而丸山着力批判传统的社会病理。当然，丸山也支持重读古典，但这并非出于抵抗西方的目的，而是为给现代日本人提供一个将自己与现实社会隔离开的空间，以古观今来提高他们认识现代社会的眼界。相比战中时期，丸山战后的近代观更加深刻。战中，丸山关注的是幕藩体制对近代主体人格的制约，而战后他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近代天皇制以及基于其上的思想传统、思维习惯与社会结构病理。不仅如此，战后丸山突破思想史研究的单向度性，将关注横向对比的文化接触论引入研究中，为解决塑造日本人主体人格的课题找到了新契机。 丸山真男是日本战后思想的象征性存在。(84)东京大学渡边浩认为，丸山真男的思想是战后思想的坐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日本思想史的所有研究都是在丸山的影响下展开的。……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全都受到他的影响”，研究者们都是根据与丸山先生的关系来自我定位的。(85)也正因如此，丸山的近代观、“超克论”批判，成为战后日本学界研究甚至批判的对象。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批判他以“西欧近代”为模板，以“欠缺的逻辑”来评判“落后的日本”，称其为“近代主义”者。当然，丸山自己也曾高调宣称他是“近代主义者”。目的是与社会上兴起的批判近代的“超克论”相对抗，促使人们应回到近代的“初始点”上把握“近代”的本质，在思想上重新认识“近代”。他坦言：“从这个意义上我被称为‘近代主义者’，毋宁是光荣的。”(86) 然而，通过对丸山发表的诸多著述的分析我们发现，丸山的近代观是较为客观和辩证的，用“近代主义”一词来概括它并不全面。丸山认为“近代”不是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近代社会产生出来的毫无完美可言的初始点。(8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丸山认为西欧近代原理不应被绝对化。他通过对福泽谕吉的研究指出：“福泽一方面倾尽全力使造成民心惑溺的最大责任者——儒教诸种价值相对化，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将欧洲原理绝对化。从他的思想中可以发现这种‘自由的辩证法’。无论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世界观，不管其内容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如果无视自由的辩证法，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统一的支配，其在福泽看来就是人类进步的敌人。”(88)丸山认为，对于日本而言，“一方面要提倡在社会的所有方面克服封建制和实现近代化，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对‘近代’(市民社会)本身的扬弃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时，我们也要将其作为自己的课题”(89)。相比外在的近代化，丸山更加关注“近代”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近代”的核心是近代精神，而近代精神应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倡导自由、理性、怀疑精神、辩证思维的黑格尔哲学(90)以及建立在多元价值中自主选择能力之上的主体人格是理解近代精神的关键。(91)正因如此，丸山批判日本近代化不得要领。维新不久日本所接受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论、进化论只不过是“物质文明的哲学”，日本本质上从未与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精神有过对话。(92)丸山认为近代化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可以有不同的近代化模式，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近代化不同，也没有必要相同。日本的近代化与欧洲的近代化也是不同的”(93)。丸山批判日本近代化，不是要否定近代，也不是否定已经实现了近代化的方面，而是“要否定近代日本，否定一方面背负着封建的东西，一面又实施着眼花缭乱之近代化的日本”(94)。 丸山本人也认为这个“近代主义者”的称谓，存在着对自己近代观的误读。他在为《日本的思想》写的后记中写道未料受此误解，“说我是专门揭露缺点和病理的，或说我把西欧的‘近代’理想化了，并以与西欧对比的差距来评判日本的思想传统，诸如此类。对其作现象论式的回答，只能是让他们看看我同样在战后不久发表的论文《陆羯南》和《明治国家的思想》”(95)。丸山的这两篇论文充分体现了他对日本近代化的客观态度。在《明治国家的思想》一文中，丸山通过对明治时期日本近代化过程的考察指出，虽然明治日本作为近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变质和堕落的问题，但与其后的时代相比，明治时代整体上却包含着某种本质上健康进步的精神。(96)在《陆羯南》一文中，丸山则明确承认陆羯南的日本主义思想对日本近代化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日本主义思想及运动就如同凶恶的罪犯也有过天真无邪的健康的少年时代一样，明治时期陆羯南所提出的日本主义，与同法西斯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日本主义相比，包含着健康进步的精神，发挥过积极的社会作用。(97) 总之，丸山的近代观是较辩证的，他既褒扬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近代精神，又批判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的“变质”。他既主张日本应走近代化之路，又批判日本近代化没有抓住近代精神的精髓，批判日本社会中阻碍近代主体人格形成的结构性病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丸山并不是以“西欧近代”为模板来评判“落后的日本”的“近代主义者”。当然，丸山前期和后期的近代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着丸山前后期思想的转变是量变还是质变的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论。许多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为“转向”，即丸山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转变成了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转变前的丸山主张单线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而转变后的丸山强调日本自身的历史特殊性。有学者则认为丸山前后期的思想本质上并没有转向。东京大学的黑柱真就认为丸山思想上的变化并不是一种转向，后期的思想不过是原本暗伏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潜形存在变得表面化了而已。“丸山的思索是一贯的，即在与西方、近代的对比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带着日本的感觉。‘古层’论便正是存在于这一思索延长线上的命题。”(98)实际上，丸山的“古层”论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解决如何培养日本人近代主体人格的问题。就如丸山自己所说，受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将自己作为对象来认识，才能将自己身上的无意识的东西提升到有意识的水平。就日本思想史研究而言，只有完全弄清楚日本过去思考方式的“构造”，才能控制那种思维方式，找到突破“执拗低音”的契机。(99) 与之相关联，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也是一贯的。所不同的是，前期的“超克论”批判主要通过揭示日本近世思想中已经孕育出了近代主体性的萌芽，来揭露战中“超克论者”所主张的回归前近代，创造新世界秩序的欺瞒性。后期的“超克论”批判则着力批判“超克论”者以传统抵抗西方的思维模式。丸山认为日本的传统与近代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日本的近代，是在部落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如果把一方作为抵抗另一方的据点来否定近代日本，恰恰就如寄希望于所与的一方来否定另一方面的所与一样。我批判亚洲非洲主义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此。”(100)丸山进而批判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形成的诸如近代天皇制精神结构、“思想的无结构传统”“抑压转嫁平衡病理”等结构性病理，主张通过构建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通过与异质文化思想的接触，来提高日本人面对多元价值的自主选择能力，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的形成。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丸山“超克论”批判是以日本为中心来考量的，缺乏亚洲视点，从而造成他对“超克论”，特别是战中“超克论”之世界观批判不够彻底。从这一点上说，子安宣邦批评丸山真男的近代观缺少对“近代”的追究，(101)也有一定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