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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和“近代的超克”为代表的“超克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其现实目的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一种文明在遭到另一种文明挑战时，会采取以武力回敬武力、孤立主义、以文化领域的反击或创立一种高级宗教的方式来回应武力等抵抗模式。(17)“超克论”可谓是以文化领域的反击来回应西方挑战模式的重要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超克论”对西方近代的批判是较全面的，他们对西方近代的认识相比当政者只想打败西方国家但不标榜打倒资本主义体制的认识更全面更复杂。(18)而恰如子安宣邦所言，“超克论者”将自己作为“世界史”的审判者在批判西方近代原理时，缺乏对“近代国家日本”本身的认识视角。(19)更进一步讲，“超克论”缺乏对东亚各国主体性认可的他者认识视角。日本基于武力征服之上的“东西方对抗”的“超克论”的背后，完全依凭的是弱肉强食的西方逻辑。所以，“超克论”在逻辑上无疑是前后矛盾的。 在“超克论”大为盛行的战争时代，不是所有人都对之委身迎合，包括丸山真男在内，许多日本知识人以各种形式对之展开了批判。丸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留校任教后，一直从事日本政治学、思想史等的教学研究工作。丸山批判“超克论”主要源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家庭环境看，丸山深受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丸山干治的影响。干治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在日俄战争时，他作为随军记者赴前线采访，因如实报道战争惨状而被遣返回国。干治与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长谷川如是闲颇有亲交。(20)丸山真男本人也深受长谷川如是闲思想的影响，称他为人生中两大恩师之一。(21) 其次，从学问渊源看，丸山深受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高中、大学时代曾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甚至因参加“唯物论研究会”的活动而被捕。(22)也正因马克思主义的机缘，丸山在上大三时读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深受书中“思想的社会制约”之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影响。(23)丸山战后曾感叹，这种研究方法对当时社会上汹涌泛滥的“日本精神论”和“皇道哲学”之流的思想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味解毒剂。(24)丸山在东大学习工作期间，亲眼看到老师南原繁等人对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抵抗，深深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可贵。丸山曾回忆说：“在那个正如精神病理学家E.克雷奇默精辟指出的‘平常我们诊断他们(疯子)，非常时期他们诊断我们’的狂热的‘非常时期’，温暖地包围着我的是东大法学部研究室的自由主义氛围。”(25)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丸山，对当时日益明显的极权统治，产生了近乎生理上的厌恶感。(26) 这一时期，丸山已敏锐地认识到“超克论”的本质。他指出，“超克论”是要打倒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落后于时代的自由主义诸种意识形态，助力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站在前列不断向前推进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设。(27)“超克论”不仅站在轴心国对抗同盟国的立场上，而且还包含着要求日本国内意识形态齐一化的含义。其具体建立在两种相互关联的对日本的历史与现状的“诊断”之上：(1)“明治以后的日本早已充分近代化，现代日本的最大病患，就是过分吸收西欧近代文化和制度而滋生出了毒素。”(2)“在被‘近代’污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和以儒学为代表的来自亚洲大陆的‘东方精神’浑然融合成了美好的传统，其虽历经风雨在文化、社会、政治各个领域中仍被保存下来。现在把我们祖先这种美好的传统从‘近代’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才是日本对‘世界新秩序’建设的贡献所在。”(28)丸山认为“超克论者”上述“诊断”是错误的，近代只是“超克论者”趋炎附势的替罪羊而已。(29)他认为，为了抵抗“超克论”及作为其支撑的极权主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拥护近代一边，把拥护它作为自己的义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丸山所拥护的近代是西方近代的“原点”，而非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近代和近代日本。他在为麻生义辉著《近世日本哲学史》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指出，近代日本引入的西方精神文明实际上只是“物质文明的哲学”，其并不具有从内部塑造日本国民近代精神的力量。“日本刚开始全面接触欧洲文明时恰逢19世纪中叶，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土崩瓦解，欧洲已失去内在支柱，随之而来的是仅仅关注经验和现实生活的哲学荒芜的时代。自然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产业技术变革也带来了物质生活方式上急速的进步，市民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这一系列现象归根结底并没有对人的内心产生多大影响。……这一时期兴起的思潮是实证主义、功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论、进化论。维新后不久，纷纷涌入日本的恰恰是这一时期的欧洲精神。所以说，近代日本最初从欧洲引入的精神层面的最深刻的东西实际是物质文明的哲学。在我国国内体制正在急速资本主义化时，这种哲学作为开化国民使之适应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无疑是恰好合适的。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知不觉中学到的仅仅是精于形式与器物的精神……这些消化过的哲学无论是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还是自然进化论，从其原本的思想性格来看，并不具有从内部制约和改变国民精神的力量。甚至就如福泽谕吉所言，以结果为本位的功利主义思维对日本人从内部培养‘独立自尊’精神是不利的。”(30)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丸山与“超克论者”的观点并非完全矛盾。也恰因如此，丸山曾言，“超克论者”的见解“在当时的我看来也包含着合理的东西”(31)。 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主要基于学问以外的目的，因考虑到当时思想检查的严酷形势，被迫采取了导师南原繁教导的迂回方式，即“对涉及时局性学问对象的日本思想史，要加以非时局性的处理”(32)。丸山将自己对日本当时政治社会状况的担忧都聚集到全身心的历史考察中。(33)他首先从批判“超克论”的时代诊断入手，证明在维新以前的日本前近代，也不像超克论者所美化的那样，与近代无缘的“东方精神”一成不变地持续着。丸山战后曾感叹：“将无论多么坚如磐石的体制自身都包含着导致其崩溃的内在必然性的道理用德川时代——当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证实，夸张点说，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件事本身就是灵魂的救星。”(34)当然，丸山也意识到这样做有超出历史学家最低所需要的“禁欲”之嫌，(35)但对于这一在“危机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拮抗中迫不得已的选择，丸山甘愿为之接受非难。(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