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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与心理：城市社区民族冲突产生的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社会冲突的产生既与特定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客观环境有关，也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水平和主观体验等心理因素有关。同样，城市民族冲突的形成也是不同地域少数民族聚居城市之后，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一种结果。总体看来，促使城市民族冲突形成的环境和心理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因素及其引发的心理认同问题，是城市社区民族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敌意，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弱势群体对自己缺少的，却是强势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无限渴望。这种特殊的心理反差，往往成为群体间敌对情绪产生的原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牧业地区，在融入城市工业与科技文明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障碍性因素。一方面，他们受到文化水平、劳动技能、语言习俗等条件的限制，往往无法获得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族际间文化隔阂的存在，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遇到偏见与歧视现象。雇主或城市居民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使他们在择业时，增加了他们在城市里的择业难度。由于就业环境、劳动强度、工资收入等方面，存在很多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法满意的地方，容易导致他们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与相对剥夺感。许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充满了羡慕、嫉妒、仇恨等比较复杂的情绪。在长期的压抑中，容易导致他们不良情绪慢慢积聚，增加了冲突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出于生存需要，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比较看重经济利益的维护，偷盗、抢劫等不法行为也时有发生。近年来，一些城市频发的拉面馆打砸事件，既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矛盾，也存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这类冲突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中，多方利益难以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 (二)政治权利与社会保障权益缺失，以及权益保障意识渐渐觉醒，是当前城市社区民族冲突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往往受到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他们无法有效兼顾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治生活，在政治参与方面“边缘人”的现象较为严重。[8]随着文化水平与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城市少数民族尤其他们中的流动人口逐渐意识到，相关权利的不平等是对自身权益的剥夺，于是产生了一系列为了谋求权益保障而形成的社会冲突。城市社区为拥有户籍的居民提供的子女受教育权、养老保障权、医疗保障权等，在一定程度上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流动人口隔绝在外，使他们在遇到生活困境时，对城市生活丧失了信心。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增加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弱化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利益诉求无望、生活困境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法更好地参与居民自治活动，不具有相关选举权、行使权利的通道不畅、难以表达利益诉求、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觉醒与增强，及其对就业不公平等歧视现象的不满，使得他们负面情绪不断积累，进而可能引发族际冲突。 (三)多元文化共存以及由此形成的异质性文化空间，也是城市社区民族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 族际交往中，社会冲突形成的根源在于文化的非均衡性，而不是文化的多元性。[9]社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的差异化、不均衡性，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在文化习俗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心理素质差异等诸多方面。在城市社区里，人数占绝大多数的主体居民所具有的文化习俗与规范，往往被视为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样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主流文化的生活环境中，如果不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似乎就会变成“异类”，容易产生文化撕裂感和文化冲突。文化相对弱势的现状使得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更倾向通过“抱团”来抵御城市主流文化的冲击，进一步强化内部自我认同。这也就是学界常说的“内卷化”现象。在由族缘、乡缘、亲缘形成的社会交往圈子内，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文化认同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城市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抵御。文化认同差异及其衍生的深层心理机制，成为城市社区民族冲突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共同生活的社区内部，不同宗教、文化习俗的人，彼此要进行交往、交流，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经意间就会产生。当诸多矛盾不断加深，并上升到心理认知层面时，族际之间以偏见、歧视为主的刻板印象，就会成为民族冲突形成的推动力量。 可见，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而促成的城市社区民族矛盾，是一个逐渐积累并加剧的过程，当受到某些特定事件的渲染，极有可能导致城市族际冲突爆发。城市社区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形成，属于深层社会问题，需要相关制度安排，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才能真正解决。从此层面来看，城市社区作为族际冲突爆发的“安全阀”，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对冲突的缓解上。社区“安全阀”作为消解城市民族冲突的一个平台，能够及时进行冲突预警，促使社会各界以及相关部门，认识到改进城市民族工作模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就是说，作为具备“安全阀”功能主体的城市社区，能够发挥其积极调解作用，对不同群体的矛盾提供宣泄渠道，缓解族际矛盾加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