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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读书周刊：《交通运输典》的编撰于1996年启动，历时那么多年做这样一件事，您觉得意义在哪里？ 葛剑雄：一开始，我自己也觉得这无非就是类似《古今图书集成》那样的工作，只不过规模大一点。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我发现这项工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集成和弘扬，对我们从中国的古籍中间发掘出有用的资料，特别是对我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 今天，很多人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往往不得其门而入，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收集、汇编资料上。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地编出来，就能使古籍中的一些非常有用但长期不为人所注意的资料、信息，得到研究者的及时关注，而且省掉了许多研究人员收集、汇编资料的时间。实际上，这会大大促进我们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 读书周刊：在编撰过程中，哪些非常有用但长期不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了关注？ 葛剑雄：确实有些资料是我们以前不太重视，但对今天做研究来讲其实很有用的。比如，我们在编撰的过程中收了一批关于淞沪铁路的档案，它详细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当时征地时一亩地多少钱、小工薪水多少、过端午发了多少钱……各种情况全都有记载。有了这些资料，我们再去研究中国早期的官办铁路就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些资料不经过这样专门的整理，一般人是不会注意的。但如果好好研究、利用的话，可以做出很多课题。 读书周刊：《交通运输典》十分专业，这种专业性会否限制它的传播性？ 葛剑雄：今天，海量的知识信息越来越多，门类划分越来越细，人文普及已经不能再局限于低层次、简单的大众普及了，而是需要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层次。《交通运输典》主要面向的就是研究人员，通过我们的收集与整理，为相关研究人员的进一步研究省去大量的功夫，同时，使与传统有关的学术研究能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事实上，某一领域学术界认为是常识的事情，不仅普通读者不一定懂，连其他领域专家也未必了解。所以，面向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文化普及，既必要也更有效。比如说，关于人口史话题，我就编过三个版本。一个是6卷本的《中国人口史》，面向的是该领域的学者；一个是30万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是介于研究者和爱好者之间的中等程度；还有一个是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吸引的是普通读者。通过这样多层次、多角度的书籍，可以使我们的学术成果得到最大化的传播。 读书周刊：《中华大典》意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但谈到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生存时，往往会面临一种两难：强调传承则有保守泥古之嫌，强调创新则有“主体性”的质疑。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 葛剑雄：总体看来，文化的保守和创新是相对的，不是对立的矛盾命题。今天所说的传统文化，是古代存在的很多文化内容中经过优胜劣汰而保存下来的。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存在，肯定有其天然合理性，适应了社会和人类的需求。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妨从“传”和“承”多维度来看待。 “传”就是保存，从保存的角度，不需要去考虑优还是劣、先进还是落后。因为，即使是落后的，它也是人类曾经活动的反映，可以让后人知道、警醒。然后，才是“承”。“承”则需要研究，有选择性地继承、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后，还要适应今天的需要，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解放日报记者黄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