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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可以往前追溯一下，看看战国时代的情况。我们看到秦国（包括秦代）和东方六国都有不少的“少府”资料，汉承秦制，少府一职就是从战国秦国至秦代的少府沿袭而来的。一般认为，“少府”在一开始是管理工官营造的机构（张政烺主编《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68），战国时代至秦代为数不少的兵器、用器皆有“少府”的字样似可证明（秦兵器例如《殷周金文集成》11106的少府戈、《殷周金文集成》11454的少府矛；三晋的用器如《殷周金文集成》9452长陵盉、《殷周金文集成》10458少府银圜器、《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175平安少府鼎足等），但较早的“少府”职能究竟是否那么专狭，尚未有资料可据以详论。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在战国楚国的铜器铭文中，其实也有“小府”： 铸客为王句（后）小（府）为之。（《殷周金文集成》2393、2394铸客鼎） 铸器客为集（屠）小（府）。（《殷周金文集成》914铸器客甗） “”字可读为“屠”，参看李家浩《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李家浩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24）。按“小”字原多释“七”或“十”（参看程鹏万《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132、136、137），李零先生较早改释为“小”，经李国梁观察原器所谓“七”字横笔不连，故崔恒升先生予以支持（同上引程书， 页142、197）。李先生和崔先生都主张“小府”就是“少府”，后来信从释“小”说的学者如刘彬徽、黄静吟等先生也都在其后括注“少”字（同上引程书，页132）。我认为此字释“小”可信，“王后”有“七府”或可解释，“集屠”有“七府”是断无理可说的，何况字形上也没办法说通。程鹏万先生曾认为所谓“七”字横笔不连刻是为了要与“十”区别（程鹏万《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页197—198），这恐怕也是有待证实的猜测。但所谓“小府”是否应读为“少府”恐怕还需研究。按照刘钊先生的意见，“汉代中央确实已经不以‘小府’通‘少府’”（刘钊《汉简官文书研究》，页433），但对于此种分别何时产生，则并未明言。我怀疑，在战国时代以至秦，“小府”与“少府”即已互相区别，“小府”是强调相关职官、机构私属的府藏，与属于王室、公家的管理财物收纳器物作造的“少府”有所不同；楚国未见“少府”之官，“小府”则似应与“大府”相对立（楚国的“大府”多见于铜器铭文，如《殷周金文集成》12113鄂君启舟节、4476大府簠、4634大府盏、10438大府铜牛等，还有“郢大府”之称，见于《殷周金文集成》10370郢大府铜量）。 《陕西新出土古代玺印》（伏海翔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页44）390号著录了一方“御小府”半通印（参右图）。此印形制、字体书风与叶其峰、刘钊先生举出的“勃小府”半通印（参右图）十分相近，时代当同属于西汉（叶其峰《西汉官印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页81）。刘钊先生在叶其峰先生考释基础上指出这是（勃）渤海太守小府用印（叶其峰《西汉官印丛考》，页82；刘钊《汉简官文书研究》，页430），应可信。“御小府”似应是指御府的小府。据《汉书·百官表》，御府是少府属官，颜师古注曰：“御府主天子衣服也。”（《王莽传下》颜师古注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属官也，掌珍物。”）如分析不误，则除了丞相、郡守这些秩级高的职官有“小府”，令这一级别的属官也同样可以有“小府”，这似乎在以前的铜器铭文中也隐约有线索可寻。元康元年雁足镫铭的考工令有属官“府”，其长官称“啬夫”： 元康元年，考工工贤友缮作，府啬夫建、护万年、般长当时主，令长平、右丞义省。重二斤十三两。 裘锡圭先生指出，据此雁足镫铭文可知，“啬夫所主持的单位称‘府’”（裘锡圭《啬夫初探》，页100），这个“府”现在看起来很可能就是考工的小府。也许这一件雁足镫制作出来是供考工自己而非供给乘舆之用的，所以由考工的小府啬夫主持作造吧。 刘钊先生指出，小府啬夫之下还有小府佐，已见诸悬泉汉简。元封二年灯铭磨损残泐的地方，似乎正好可以补入“佐□□（佐的姓名）□（‘主’等一类动词）”四字。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全铭恢复如下： 府为上林铜烛（豆）一，容二升，重七斤。元封二年九月乙巳，水衡小府啬夫乐咸、□□□，咸阳亚里上造张毋故造。 就上述讨论看，这件灯铭的“咸阳”和“水衡小府啬夫”倒正是可以断言其非出伪造的有力证据。 明确了这件灯铭不伪，就为西汉实际生活中启用年号的时间问题再提供了一件元封年号的铭文资料（另一件铭文资料参看郭永秉《雒阳武库钟铭是伪造的吗》，《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3月3日07版），这点自然不必多赘。我们相信，元封年号的铜器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还一定会出现，这对研究古代年号实际启用时间的意义还在其次（此一问题的讨论，希望将来另有机会撰文总结），更重要的其实是对研究汉武帝时期及其前后工官制度的重要意义。 据韩建武等先生透露，此灯底有白色书迹“归葬”二字（如释文无误，可以推测此烛豆出自墓葬），《陕集》指出铭文还有被磨去的迹象，这是不可忽略的细节，只可惜“归葬”的文字资料没有在《陕集》中呈现，无法进一步加以深论了。 附记：小文写作曾与广濑薰雄兄讨论，获益甚多。小文又曾在北京大学首届中国古典学国际研讨会（2017年11月18—19日）宣读，承蒙黄德宽、刘乐贤、沈培、陈侃理等先生在会间、会下给予指教，会后孙闻博先生也给予重要指教，谨此一并致以谢意。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