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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费夫尔同时期及其之后的情感史研究 在费夫尔之前，一位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样曾呼吁情感史研究。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当中，阐释了自己的主张。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伊里亚思从法兰克福先后逃往巴黎和伦敦，安定后便着手著作的撰写工作。1939年该书德文版出版，但直到德文版再版(1969年)以及英文版(1978年第1卷、1982年第2卷)陆续出版后才声名鹊起。(16) 该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中世纪中期至20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进程，并充分借鉴赫伊津哈、韦伯和弗洛伊德(Freud)的早期成果。伊里亚思在研究人类情感对行为(包括体姿礼仪、暴力行为和餐桌礼仪等)的影响时，尝试将社会的发展(社会发生，sociogenesis)与个人的变化(心理发生，psychogenesis)相结合，构建出一个“演化模型”(evolutionary model)。伊里亚思认为，在国家颁布一系列禁令后，中世纪时期自由、不受束缚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所收敛。这些禁令内化为“羞耻感”，较为有效地控制了人类的情感、促进了个人自律行为的形成。伊里亚思既是“本质主义者”，同时也是“建构主义者”。(17)他经常兼用“形成”(affect formation)和“结构”(affect structure)等术语，研究处于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情感史。伊里亚思的成果影响深远，同时也饱受非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他采用直线和渐进的现代性历史叙述模式；(18)第二，他采用错误的“水力模式”(hydraulic model)理解情感问题。(19) 20世纪70-80年代，在《文明的进程》英文版第1卷(1978年)出版的同时，史学领域发生了研究方法的“革命”，历史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底层人民身上。政治史研究不再一家独大，农民史、城市史、家庭史、心理历史学、女性史和性别史等学科充分借鉴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在家庭史和儿童史研究过程中，情感成为考察家庭发展进程的重要窗口。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世纪以前，爱情和家庭间的其他情感均“微不足道”。(20)另一些学者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通过各种实例，展现早期家庭关系中存在的深厚感情，(21)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指出“物质利益”(material interest)和“无私情感”(disinterested emotion)并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两者是紧密相连的。 新兴的心理历史学同样研究情感问题。学者通过研究个人的内心状态，分析这些状态对个人思想的形成和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22)通过考察子女抚养问题，探讨其与普遍的社会焦虑之间的关系；(23)通过研究“女巫审判”，展现女巫将个人情感(憎恨、嫉妒、痛苦、欲望等)和经历编造为“恶魔之语”(24)的情形。(25)彼得·盖伊是最负盛名的心理历史学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盖伊的《启蒙时代》呈现了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弗洛伊德传》完整地再现了弗洛伊德的一生及其对德国文化的影响。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描述了法国大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内心世界；探究了18-19世纪布尔乔亚阶层观念(经验、思想、信仰、价值观和文化等)的形成过程，涉及爱情、感情、攻击、厌恶、快乐等诸多情感。(26) 尽管上述著作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却始终没能将其视为研究的焦点。情感常被等同于思想成为叙述的内容，而不是被视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直到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的作品出现后，这一研究情况才有所好转。德吕莫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专长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历史研究，在20世纪70-90年代出版了有关“恐惧”(fear)(27)和“愧疚”(guilt)(28)情感的专著。德吕莫依托大量资料论证恐惧的消极性质，指出恐惧源于人类对世界的蔑视，(29)源于人类因原罪而产生的愧疚，源于人类脑海中固有的暴力、复仇和严厉的上帝形象。他认为，从14世纪开始，受困心态(siege mentality)和暴力行为在西方盛行，而恐惧正是受困心态和暴力行为的核心。恐惧的积极影响虽同被提及，却鲜有人关注。德吕莫采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30)利用“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 framework)解读恐惧。正如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所言，德吕莫是在“探讨变化的、与恐惧有关的主语和宾语，换言之就是研究‘谁在害怕什么’(who was afraid of what)”。(31)此外，德吕莫还认为恐惧情感是确定的，和特定的人和事有关，(32)却并没有讨论恐惧与焦虑、恐慌、攻击、社区团结和共同目标等概念的区别。实际上，恐惧情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表现为愤怒、嫉妒，有时可表现为不安、绝望、惊恐甚至是敬畏。因此，从事情感史研究的学者应重点关注愤怒情感产生的原因和表现的方式。 20世纪70-80年代，史学研究开始朝跨学科的方向发展，不断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积极挖掘新的文献与资料，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应运而生。“情感史”研究便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彼得·斯特恩斯是《社会史研究》(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杂志的创始主编(1967年)。1985年，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罗尔·斯特恩斯夫妇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充分探讨情感史研究对于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术语，并号召学界深入开展有关情感史和“情感学”术语的研究工作。(33)该文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社会史同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紧密相连，“弥补了心理历史学无法研究以往群体情况的缺憾”，(34)反映出情感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靠拢的趋势；同时，还为社会史学者同文化史、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学者创造了新的交流契机，(35)推动了家庭史、儿童史、人口统计学、婚姻史等分支学科向前发展。 斯特恩斯主张严格区分“情感”和“情感学”的概念，认为“情感学”研究“社会或社会内部有关基本感情的标准以及人类对待社会行为规范的态度”(36)。斯特恩斯十分关注社会学家常常提到的规范，阿利·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则将这些规范称为“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两者认为，情感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情感规则”产生、发展、维持和变化的时间和方式；个人处理“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与“情感规则”(emotional norms)关系的方式。(37)斯特恩斯等学者还探讨了美国社会控制愤怒情感的方式、(38)20世纪“嫉妒”情感由象征父权和荣誉变为女性、占有欲和竞争“代名词”的原因(39)以及向来十分拘谨的“冷静”(cool)情感在20世纪初期成为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准则的原因和经过。(40)斯特恩斯为情感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引进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创造和提出新的术语和概念、丰富情感史的研究内容等方面。然而，正如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所言，(41)斯特恩斯对情感标准和“情感学”术语的理解较为狭隘，研究往往以偏概全，忽视了前现代欧洲社会和多数非欧洲社会的情感史发展进程。(42) 近年来，扬·普兰佩尔十分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对情感史研究的巨大影响。(43)他认为，“9·11”事件准确地诠释了“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催化作用”，与费夫尔曾提及的“二战的惨状和1941年纳粹统治对情感的影响”如出一辙。“9·11”事件孕育了“网络情感”(e-motion)(44)，催生出大量的负面情感。比如，普通民众认为恐怖分子出于“憎恨”而开展恐怖行动，(逝者)家人和好友悲恸不已，现场目击者和电视观众极为震惊。“9·11”事件在全美引发了巨大的焦虑与不安(情感)，促使人们积极解读这次恐怖袭击，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人们认为这群暴徒并非情绪混乱或有心理障碍的狂热分子，其恐怖行为似乎另有其因，从而推动了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学科的兴起。学者逐渐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或将其视为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将其视为“思想材料”(thought material)，打破了“情感”与“理性”(rationality)的二元对立，从而为情感史研究注入了精神动力，有利于深入研究情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