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汉学是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占据清代特别是清前中期学术的主导地位。在对清代汉学的研究中，有关不同流派的划分及其学术特色的探讨，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汉学家本身已然注意到其学派内部学人之间风格特色的不同，一些总结性的学术著述也反映出地域、师承以及学风的差异。本文沿流溯源，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对学术界有关汉学流派划分的诸家观点及其研究状况作历史的考察和脉络的疏理，并进行初步的评析，以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汉学，又称朴学、考据学、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是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占据清代，特别是清前中期学术的主导地位。在对清代汉学的研究中，有关不同流派的划分及其学术特色的探讨，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最先注意到汉学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学人之间不同风格特色并加以评论的，当推汉学家本身。早在汉学鼎盛的乾隆时期，身为汉学重要代表人物的戴震，就敏锐地觉察到自己与惠栋在治学风格上的差异。据王鸣盛记载：“吾交天下士，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与定宇何如？’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①王鸣盛曾就此发表评论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②这一看法得到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认同，时人称“海内以为知言，考据家无不称惠、戴云”。③其后，同为汉学中人的江藩，选择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人各立传，详述其学行始末，揭橥其思想主张，列举其学术成就，撰《国朝汉学师承记》8卷，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1卷。在这部由汉学家自己撰写的学术史著作中，除卷1、卷8为清初学者外，其他各卷所收学者大体按师承、学风及地域排列：卷2至卷4为苏南惠栋、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王昶诸人，卷5卷6为皖南江永、金榜、戴震、程瑶田，以及师承戴震者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包括学风相近者卢文弨、纪昀、邵晋涵、任大椿、洪榜、孔广森诸人，卷7则为扬州程晋芳、贾田祖、李悼、江德量、汪中、顾九苞、顾凤毛、刘台拱，以及凌廷堪诸人。④其卷帙分合及排列顺序实际上已然具备汉学流派区分的雏形。清末章太炎继之，始正式提出汉学流派的划分及其代表人物，并对其师承渊源、治学宗旨和学风特色作了初步的论析。自此而后，学者或沿袭遵从，或质疑否定，或推阐新说，有关汉学流派的划分，也由此而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少综述清代汉学研究状况的文章，也多列汉学流派一节，予以概括和介绍。⑤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语焉不详，不尽人意。本文试图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对学术界有关清代汉学流派划分的诸家观点及其研究状况作历史的考察和脉络的疏理，并进行初步的评析，以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
    吴皖两派说
    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派和皖派两大流派，系章太炎在江藩《汉学师承记》基础上，最早提出的创见。章太炎于1902年撰成《清儒》一篇，综论有清一代学术的消长变化，揭示汉学的渊源、流派与特色。正是在这篇著名的经典论文中，章氏明确指出：“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在章氏看来，属于吴派的学者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诸人，属于皖派的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珙、胡培K24T102.jpg、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诸人。在分别列举其著述、评论其学术的基础上，章氏认为，吴派“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K24T103.jpg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⑥章氏对吴、皖两派的界定及其学术风格特色的揭示，可谓开近代以来汉学流派研究之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章太炎同时稍晚，刘师培于1904、1907年先后撰成《近儒学案序》、《近儒学术统系论》等文，对清代学术的诸多流派以及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较而言，刘氏有关汉学流派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在《近儒学案序》所列的目录中，刘师培并未单独分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而是将惠栋归于戴震“东原学案”之下，阮元、焦循等扬州学人亦列于戴震名下。随着研究的深入，刘氏的看法也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中，刘师培将清代学术大体分为理学、汉学、常州学派、桐城古文学、扬州之学、史地学等类。在刘氏看来，其中的汉学一类自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开创之后，基本可分为吴、皖两大派别。“东吴惠周惕作《诗说》、《易传》，其子士奇继之，作《易说》、《春秋传》。栋承祖父之业，始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厥后掇拾之学，传于余萧客。《尚书》之学，则江声得其传。故余、江之书，言必称师。江藩受业于萧客，作《周易述补》，以续惠栋之书。”吴派传承之外，还有始自江永的皖学。“戴震之学亦出于永，然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而历数、音韵、水地之学，咸实事求是，以求其源。于宋学之误民者，亦排击防闲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门，或私淑其学，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⑦并且，戴震之学还北传京师，南至扬州，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李惇、刘台拱、汪中、顾凤苞、顾凤毛、焦循、凌廷堪、阮元等等。堪称清代最有影响的汉学流派。可见，刘师培对汉学流派的划分及其评价已经与章太炎大体相同。
    其后，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年)中，完全采纳并进而推阐了章太炎的说法，认为：“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⑧同时，梁启超也列举了与章太炎所论大体相同的隶属于吴派和皖派的学者，并进一步分析了两派的区别与特色，指出“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其治学方法“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戴氏之学则以实事求是为特色，“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⑨
    在上述提出并阐发吴、皖两派说的三家之中，影响最大的是章、梁二家。尽管章太炎在吴、皖两派之外，还提到以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者为代表的浙东一派，梁启超在吴、皖、浙东之外又分出扬州一派。但由于两家所论皆以吴、皖两派为主并反复予以强调，因此而成为主张吴、皖两派说的代表。自此而后，学者大多沿而袭之，吴、皖两派说遂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比较流行的看法，一般论著在涉及清代汉学相关问题时，大多以章、梁之说为依据。如萧一山于1924年撰成《清代通史》中卷，其中论述汉学隆盛时期的乾嘉学术说：“惟就诸人之治学而言，大抵可分‘吴’、‘皖’两派：吴始惠栋，承其学者，有江声、余萧客、江藩等，张惠言亦与此派接近。大抵好博尊闻，崇奉汉儒，汉人所是者是之，汉人之所非者非之，识不高而心不细，不能区别是非，其大短也。皖派始于戴震，承其学者，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而焦循亦与此派之精神接近。别择是非，深刻断制，而立说一以征验为主，其治学方法重精审，其治学精神贵创造，故此派之成绩最为优良，乃乾嘉学派之主干也。”⑩支伟成亦于1924年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不仅完全采纳章太炎的观点，专列“吴派经学大师列传”和“吴派经学家列传”，收录东吴三惠(周惕、士奇、栋)和钱大昕等人，以及吴派学人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褚寅亮、汪中、李惇、臧庸等；同时列“皖派经学大师列传”和“皖派经学家列传”，(11)收录江永、戴震以及皖派学人金榜、程瑶田、洪榜、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凌廷堪、孔广森、周永年、阮元、焦循、凌曙、俞樾、孙诒让等。而且作者还多次向章太炎请教，其著述也经章太炎增删论订。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巨著中，论及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之时，也说：“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12)可以说，吴皖两派之分，几成学界定论。
    就吴、皖二派说而言，其渊源虽可追溯至乾嘉学人，但真正从学术特色、师承源流着眼，明确划分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则创自章太炎，成于刘师培和梁启超。其中又尤以章、梁二人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可以说，吴、皖二派之分，初步揭示出乾嘉考据学内部不同流派以及学人之间师承渊源、治学范围和学风特色的差异，也基本反映了乾嘉学术本来的历史面貌，对后世学者把握清代汉学的整体状况，了解汉学不同流派的学术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的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说，吴、皖分派的观点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得到学界公认，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这一论断本身草创未精，如有些北方的学者未能囊括，已囊括者有的归类不够确切，未能很好地凸显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其论也并非十分严密而稍有简单化之嫌，等等。但客观而论，吴、皖分派说确有相当的历史依据，并且，其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其他各家之说所无法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