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戴、钱三派说
    此说系针对各家之说而提出的新看法，主张将乾嘉考据学家分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1998年，漆永祥发表《论乾嘉考据学派别之划分与相关诸问题》、《乾嘉考据学研究》等论著，(34)对以往学术界有关汉学流派划分的诸家之说提出质疑，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乾嘉考据学流派的划分，皆有一定道理，但都有所局限：一是吴、皖(或加上浙东、扬州)之分，不能反映师承渊源关系。而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学者对某一大师或亲炙，或私淑，或受其影响而近其学，方可归入一派。二是各家分派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学派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不在师承、地域或其他标识，应以学派特色为主要划分标准。三是吴、皖两分法及其他诸说，都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如朱筠、纪昀等人。其四，以地域为主并非乾嘉考据学的派别特色。因此，作者在认可惠栋、戴震之分的基础上，基于如下考虑：其一，将考据学家限制在“正统派”范围之内；其二，以学术特点为主，参考师承、地域等因素。最终将扬州学派归入戴派，而从惠派中析出钱大昕一派，划分为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作者认为，钱大昕之学，继承其家乡即江苏嘉定自明归有光移居该地读书讲学以来形成的“朴实严谨、通经读史尤其是精于史学的传统，同时，又接受浙东学派治史之思想，受到惠栋治学风气的熏陶，而后形成钱氏博通经史，尤精史学的学术特色”。由此带动一批学者，其中既有其弟钱大昭，其子钱东壁、钱东塾，其从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等钱氏家族诸人，也有其弟子李锐、夏文焘、钮树玉，还有受钱大昕影响而学术相类者，如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朱骏声，以及北方学者张澍、邢澍等人。以钱大昕为代表的这批学者也因此而成为惠、戴之外的另一考据学派分支。(35)
    在各家分派之说中，惠、戴、钱三派说可谓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观点。持此说者，虽系首次提出，论证却颇能兼顾各个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笔者看来，此说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反映乾嘉汉学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三派之中，除惠栋较早而外，戴震、钱大昕大体是同时代人，并且钱大昕青年早达，很早就受到士林推重，戴震因其推荐介绍才得享大名。因此，很难说汉学的发展由惠而戴而钱。此外，钱大昕与惠栋、戴震之间，各自在治学范围和学术风格上的特色似乎也不够凸显。由此言之，此说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还需要更为深入的论证。
    除上述各家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尚有依据其他标准划分乾嘉考据学派别的学者。如邓瑞《试论乾嘉考据》，(36)首先从治学内容着眼，将乾嘉考据分为“治经”和“治史”两大类，各类之下再根据地域划分为若干学派。其中“治经”者分为：苏南学派，以吴门三惠(周惕、士奇、栋)、余萧客以及常州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为代表；徽州学派，以江永、戴震、段玉裁、程瑶田为代表；苏北学派，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刘台拱、刘宝楠叔侄等为代表；晋学派，以阎若璩为代表；浙学派，以孙诒让为代表；鲁学派，以张尔岐、桂馥为代表。“治史”者则可分为：以阳湖赵翼为代表的治学考据均以正史为依据的学派、以大名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派，以及以嘉定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博学派。又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在论及“四库馆派与乾嘉考据学”关系之时，一方面对学术界有关乾嘉考据学派别划分的各种观点提出质疑，一方面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认为，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开馆，“造就了一批年轻的汉学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皇家学派，即‘四库馆派’”。据此，作者将乾嘉考据学划分为民间学派与皇家学派，认为“民间学派主要指在四库开馆以前之江南学派，包括过去通常所说之吴、皖等派”，其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皇家学派即“四库馆派”，该派“不同于以往的民间学派，它有着深厚的皇家气派，它代表官方发言”，其纲领性文件即《四库全书总目》。并且，“皇家学派得到清高宗的支持，其代表性人物为纪昀、陆锡熊等人。”(37)此二说或因过于琐碎，或尚缺乏论证，在学术界影响寥寥，兹不具论。
    综观有关清代汉学流派的研究，在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前提下，可谓异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张划分流派的学者更多地强调一个大的学术派别之下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师承渊源、治学范围和学风特色的差异，即同中之异；而不主张划分流派的学者则更为重视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治学宗旨、研究内容和学术风格的同一性，即异中之同。当然，各家之说都并非十分完善，都有各自的不尽周全之处。如分派说对各个流派研究范围、治学风格、学术特色的阐发，学者的师承渊源及隶属归类，乃至对清代汉学产生、发展、衰落各个阶段的理解和认定等相关问题，还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不分派说试图否定学界长期以来形成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也还需要有更为充分的根据和更为深入的论证。从总体来看，应该说，不同观点的提出，各家见解的阐发，特别是相互之间的争论，对促进研究的开展和分析的深入，是极有裨益的。以分派说为例。从最初的吴、皖两派说，到后来的吴、皖、扬三派说，乃至吴、皖、扬、浙四派说，等等，不仅划分更为严密和细致，而且更强调汉学自身的发展变化，重视反映汉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有关学术流派划分的标准和根据等理论问题也进一步得到明确。如治学宗旨、学风特色、师承渊源关系等因素，被学者公认为学派划分的主要依据，无论主张分派说，抑或持不分派说，各家学者均无异辞。但在共识之下，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仍然千差万别。如何准确把握学派划分的标准和依据，如何看待不同地域、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师承渊源，如何区分不同治学范围、不同学术风格及特色，各人的理解并不一致，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产生不同意见乃至争论，是很正常的，也是学术发展、研究深化的反映。一般而言，学术史上不同学派的形成，同一学派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往往可以反映出思想发展和学术变化的脉络；而对不同学派乃至不同流派的分析和探讨，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看来，各家之说不妨同时共存，并行不悖，保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使学术研究和问题探讨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进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