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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汉学流派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评析(2)

http://www.newdu.com 2018-03-19 中国文化研究 黄爱平 参加讨论

吴、皖、扬三派说
    此说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皖、扬三大流派,即在吴派、皖派的基础上,分出扬州一派。事实上,对扬州一派学人学术的区分和重视,同样出自汉学家本身。乾隆时期的扬州学者汪中有言:“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成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李惇)和之,(汪)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席,不相依附。”(13)可见汪中在肯定惠栋、戴震各为不同学派宗师的同时,已经明确提出扬州学人“各成其学”,“不相依附”。其后江藩所撰《汉学师承记》,亦将扬州学人单独列为一卷。清末民初,同为扬州学者的刘师培在基本认同吴、皖两派说的同时,对扬州之学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在其《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中,即分出扬州之学一类,所列举的学者,前有王念孙、任大椿、李惇、刘台拱、汪中、顾凤苞、顾凤毛、焦循、凌廷堪、黄承吉、阮元诸人,后有凌曙、刘文淇、刘宝楠、姚配中、丁晏、许桂林等人。但在刘师培看来,扬州之学出于戴震,以戴震为宗,因此并未提出扬州学派的分类,甚至刘氏自己作为扬州之学的传人,也未认可扬州学派的存在。有意思的是,刘师培去世后,为之作传的中外学人,却不乏肯定扬州学派之存在,并探讨其影响者。如日本学者小岛緜马于1920年发表《刘师培之学》一文,在追溯刘氏家学渊源、论述其学术成就时,就十分强调“扬州学派”学风对刘师培的影响。(14)其后,尹炎武作《刘师培外传》,亦明确肯定扬州学派的存在,并初步疏理出该学派大致的脉络,认为:“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琪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15)惜其说均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外,梁启超虽在倡导吴、皖两派说的同时,明确分出扬州一派,认为其代表是焦循、汪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16)但仅点到即止,未作任何具体论述。
    较早倡导吴、皖、扬三派之说,论述其学风特色,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当推张舜徽。张氏于20世纪40年代著《扬州学记》一篇,惜未完稿。至50年代末,张氏重整旧稿,进而加以补充、修订,定名为《清代扬州学记》,于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前《叙论》有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屏弃其他不足数,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17)张氏还进而用“能见其大,能观其通”八字来概括扬州学派独具的特色和风格,并在其专著中,对扬州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诸如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刘文淇、刘师培等人的生平事迹、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80年代以后,随着对清代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扬州学派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1988年,扬州大学首次召开了“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也提出“清乾嘉扬州学派研究”的计划。两岸学者先后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在扬州和台北召开了“海峡两岸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对扬州学派的研究也卓有成效。王俊义先后发表《论乾嘉“扬州学派”》、《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等文,(18)明确提出“应从群体上研究扬州学派”,并就扬州学派产生的土壤与学术渊源、扬州学派的学术特征及其地位和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确存在着扬州学派,其形成的时间稍晚于吴派和皖派,且在学术渊源上受吴、皖两派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从吴、皖两派分化演进出来的一个学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李惇、任大椿、程晋芳、刘台拱、贾田祖、江德量、凌廷堪、秦恩复、钟怀、顾凤毛、罗士琳、王引之、刘文淇、黄承吉等。”(19)此后,早年不以汉学流派划分为然的杨向奎,也在其新著《清儒学案新编》相关学案的论述中,明确肯定“清代朴学传统,论其大宗,可分皖、吴及扬州三派。皖自江永开其端,程瑶田、戴震、金榜,光大门楣,而戴东原实为乾嘉学派之泰斗。由皖而扬,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遂使朴学达到顶峰,阮元、焦循、汪中、刘文淇、刘宝楠等皆为后劲,遂使扬州学派,成为朴学正统,而吴中实非敌也”。(20)
    在前贤时哲有关论述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吴、皖、扬三派之说并使之趋于系统深入的是黄爱平。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等论著中,(21)作者直接将清代汉学流派划分为三个流派,并进而把汉学流派的划分与汉学自身的发展演变联系起来,动态地考察了吴、皖、扬三派所代表的清代汉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认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在汉学发轫之初,主要致力于汉儒经说的发掘、钩稽和表彰,以恢复、弘扬汉学为己任;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在汉学发展阶段,则以寻求圣人之道为目标,他们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以走出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误区,使汉学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以阮元为代表的扬派学者在坚持汉学治学宗旨,推阐实事求是学风的同时,已然洞观学术源流,评骘前人是非,试图总结一代学术,寻找一条超越汉宋,会通古今的途径。如果说,吴派的特点是尊汉崇古,皖派的特点为实事求是,那么,扬派的特点就是通贯总结。三派学者后先相承,渊源有自,基本反映了一代学术产生、发展、变化乃至终结的过程。”(22)
    从吴、皖、扬三派说来看,其划分在二派说基础上进而趋于严密和细致,基本反映了不同流派各自的师承关系与学风特色,尤为注意到了乾嘉汉学自身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由吴由皖而扬,汉学从正式确立,到发展至鼎盛,再到总结阶段,比较客观地揭示出汉学演进的轨迹。特别是其中有关扬州学派的探讨,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学术研究乃至文献整理均呈方兴未艾之势。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学术界对清代汉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值得予以肯定。当然,其说也有不尽完善之处,诸如同样忽略了北方的汉学家,一些学者归类也不够确切,尤其是扬州学派与皖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各自的学风特色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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