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皖、扬、浙四派说
    此说将清代汉学划分为吴、皖、扬、浙四大流派，即在吴、皖、扬三派基础上，再增晚清时期的浙江一派。1982年，戴逸撰《汉学探析》一文，简要疏理了清代汉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和特色。其中提出，汉学形成的标志是惠栋和吴派学者，包括惠栋的朋友沈彤、学生余萧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发展至高峰的代表性人物是戴震，其延续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而晚清时期的俞樾、孙诒让则是汉学的衰落阶段。(23)该文的论述实际上已具四派说的雏形。至1999年，戴逸发表《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一文，明确提出清代考据学四大流派的划分，认为“吴、皖、扬、浙四个学派实际上代表清代考据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即：乾隆前期、乾隆中期、乾嘉时期和晚清时期。吴皖扬浙时代先后不同，各为其一个阶段”。其中，“吴派以苏州惠栋为代表，皖派以休宁戴震为代表，其后又有扬派，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仪征阮元为代表，他们都属扬州人”。至晚清，“传统的考据之学在社会变动以及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中衰落蜕变，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学术即其嫡传。其代表人物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在划分吴、皖、扬、浙四大流派的基础上，作者进而分析了各派的学术特点，认为“吴派的特点是‘尊古’，皖派的特点是‘求是’，而扬派的特点则是‘通贯’”，至于晚清时期的浙派，“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击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堪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24)
    详考吴、皖、扬、浙四派之说，可以看到，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把清代考据学视为一个贯穿于清中晚期，并且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学术形态。但所论尚嫌简略，此外，晚期时期的汉学，无论其学术成就，抑或其地位影响，都难以与乾嘉时期比肩，故浙派是否能与吴、皖、扬三派相提并论，也还有商榷的余地。
    不分派说
    此说主要针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比较流行、俨若定论的吴、皖分派说而发，认为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派，内部无流派可分。实际上，这一观点的渊源，最早仍可追溯至梁启超。梁氏在采纳章太炎之说，主张吴、皖两派分野的同时，曾指出清中期的考证学“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25)在论述吴、皖两派并提到扬州一派以及浙东一派时，梁启超还特别说到：“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那一派。总之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6)其后，钱穆对清代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在论述吴学、皖学渊源不同、风格不一的同时，也认为“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并进而加以补充说：“江藩《汉学师承记·洪榜传》，称榜为‘卫道儒’，又全录其与朱笥河发明东原论学一书，可证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27)杨向奎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谈乾嘉学派》一文，则直接提出：“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28)
    受钱穆、杨向奎之影响，90年代以来，陈祖武等学者陆续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和商榷。1991年，陈祖武在《清代全史》第六卷的相关章节论述“乾嘉学派分野”问题时，首先提出吴、皖分野说不尽合理，认为“惠、戴两家并不能赅括整个乾嘉学派”。(29)此后，作者又先后发表《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等文，(30)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首先，“从惠学到戴学是一个历史过程”，“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而“吴、皖分派有一最为明显，亦最为重要之可酌处，即它忽略了对乾嘉学派做动态的、历史的研究，因而无形中掩盖了乾嘉学术演进的轨迹”；其次，“吴、皖分野不足以赅括乾嘉学术”，无论从治学领域，抑或从学者的地理分布来看，均“不宜以吴、皖两派，或者说惠、戴二家来概括整个乾嘉学派”。如“扬州名儒汪中，虽经章太炎归诸吴派，但他与惠栋实无师承关系”，又乾嘉时期苏州和徽州以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者和学术群体，如北方的纪昀、朱筠等人，桐城的姚鼐，等等。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说：“以地域来区分学派，本身并不科学，与乾嘉学术发展的实际也不尽吻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赞成它。”(31)
    与之同时稍后，暴鸿昌发表《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一文，也对吴、皖分派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吴派、皖派之分，“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作者逐一辨析以往学界所列两派之间的学术差异，诸如吴派治学特点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皖派则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吴派好博闻，皖派善裁断；吴派重考据，皖派重义理等，认为这些差异只能用以区分其中的一些学者，比如惠栋与戴震，而不能用以概括被人们归于吴派或皖派的众多汉学家。作者以戴震反宋儒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为例，说明其说“既别于其师门，又异乎其弟子，而却与惠栋及其弟子同出一辙”。因此，作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或称汉学)乃历史客观存在，以此一派称之，足矣！”至于“乾嘉考据学之所以未形成若干个独立的流派”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由于汉学家们具有共同的学术风气，即相互推崇；不立门户，唯从所是；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因此说，吴派、皖派之分，不过是“门户之见”而已，甚至对人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了很大混乱”。(32)
    其后，台湾学者鲍国顺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办的“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上，也就吴、皖分派的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在他看来，暴鸿昌《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一文对吴、皖分派说提出的质疑，“比较全面与中肯”，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分析探讨，认为“论乾嘉考据学，是否须要或可以依地域来划分为吴、皖两派，实是颇有商榷的余地”，并就此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一、严格说来，从地域来分吴、皖二派并不合适。二、后来所列的二派代表是否合适，如钱大昕先生，虽为江苏人，论其学风，却未必合于吴派。或许，我们可以用惠、戴分派，并列出与他们治学风气相近的学者，会比较合于乾嘉学术发展的事实。”(33)
    比较而言，不分派说勇于否定已有成说，大胆提出新见，其开拓精神应予以充分肯定。并且其对分派说提出的质疑也颇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界有关清代汉学的研究。但客观而论，不分派说尚不足以否定已有的观点。诚如前述，一种学术观点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必然有它赖以成立的历史依据和论证的合理性。况且，乾嘉考据学内部不同学人乃至地域之间，在治学范围和学术风格上确实存在差异，这是持不分派说也承认的事实。问题是如何更为科学地看待这些差异，而不是简单地视而不见，不予置论。由此看来，不分派说也还多有讨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