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对学术怀有一种宗教性的奉献精神。他认为“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故发心撰述治史三书。综观此书，《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作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构成归田史学的枕中秘籍。
    严耕望与他的《治史三书》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出生于安徽桐城累世务农之家，仰赖父兄勤勉，才得以进学苦读。与一般男生相似，他对历史的兴趣也由《三国演义》激发，却进而借字典强读了《三国志》。史学家与人类学家李则纲是他的高中历史教师，受其引导而初知治史门径。193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军兴，随迁乐山，其间广泛选读政治学、经济学与文字、音韵、训诂等课程，为日后治学奠定了基础。1941年，钱穆讲学武汉大学，他投入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大学毕业，严耕望进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钱穆与顾颉刚时相过从。两年后研究所停办，他改入重庆国立编译馆做编辑员。因苦于无暇读书研究，致函傅斯年申请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受到青睐与识拔，入所任助理研究员。其后，一直在史语所从事研究，1949年随迁台湾。自1964年后，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兼任新亚研究所导师直至逝世。197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严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前期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汉至隋唐的中古长时段。对中央政治制度研究，有专著《唐仆尚丞郎表》与专论《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等;对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有专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两汉太守刺史表》与《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晚年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体现了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总体把握。后期为主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有专著《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唐代交通图考》与待刊的《隋唐通济渠考》等。他的著作除台湾版外，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汇为《严耕望史学著作集》6种13册刊行，2009年出版的《严耕望史学论文集》收录其专书以外论文58篇，分为政治制度编、历史地理编与综合编，其著作至此堪称大备。
    严耕望自认是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余英时推崇他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有两件轶闻最能印证他这种宗教性的奉献精神。其一，某年盛夏周日，蒋介石以“总统”之尊未告而莅临“中央研究院”，不见有人迎接，找到史语所，严耕望天热未穿上衣正在工作，出来一看随即进去继续其研究。其二，余英时受托宴请钱锺书访美，以同门之谊邀他出席，他坚守“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婉言谢绝。
    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先后著成《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岫庐文库》单行行世。他之所以“欲把金针度与人”，将一生治学经验作全面总结，既有师友敦促，也有个人考虑。好友杨联陞敦请他对后学负起更大责任：“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钱穆也劝勉他“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该如何做了!”而他发现，包括钱穆在内的前辈大师述作尽管繁富，“但教人治学的文字并不多见”，而“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故发心撰述治史三书。综观此书，《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作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构成归田史学的枕中秘籍。
    杨联陞以“尤为切实”评价《治史经验谈》;余英时也推许《治史三书》是“为后学现身说法”。三书出版后，在台湾大受文史学子欢迎，成为他们的入门必读书，影响波及海外与大陆。上世纪80年代，有韩国学生抱怨，留学台湾原想掌握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岂料听到的不是美国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台湾学者黄宽重向他们推荐了《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1987年，大陆学者黄永年收到严耕望转赠的《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次年撰文时称誉这两本小书是“对后学作‘金针度与，之书”。其后，两书复印本在大陆研究生圈内广为流传。1998年，大陆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三本小册子合编为《治史三书》，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
    最佳治史入门书
    《治史三书》所论几乎涉及史学研究的所有方面。大匠不遗细节，对史学论著的撰述体制、写作改订、引文格式、注释安排，对作为治史必备知识技能的目录学与校勘学应掌握到何等程度，对外语阅读与史著翻译如何有助于治史，严耕望都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这里略论其荦荦大者。
    史家的志业与修养
    历史学家以史学研究为终生事业，如何确立志业，修养身性，规划目标，关乎其能否最终取得重大成就。严耕望认为，历史学不像文学与科学，少有年轻的大史家;其创获也主要不仰赖于天才。为此，他提澌三条：一有抱负，二能自信，三立计划。
    关于抱负。严耕望认为，史家应该“不专为己，兼要为群，对于社会人群有一份责任感”。然而，在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上，严耕望与“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持有异趣，更无导师钱穆“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的价值取向，他明确表示，自己著述“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他对代表作《唐代交通图考》自评道：别人“对于我的结论与图绘定能放心的利用，这也许就是我对中国史学界的点滴贡献”。
    关于自信。严耕望首先提醒，“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上”;而后指出：“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纵然明明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坚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标愈好。”
    关于计划。钱穆昔年提示：“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严耕望秉承师说告诫后学：“若求取较大成就，决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因为史学研究是艰巨长期的大规模工作。如何将三大原则落实到研究工作，严耕望总结出身体力行的八字要诀：“勤”、“恒”、“毅”、“勇”、“谨”、“和”、“缓”、“定”，并逐一申述了大义。
    严耕望认为，作为优秀史家的最基本条件，在生活准则与人格修养上，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而要真正进入这一境界，“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为此，他给出两条建议。一是锻炼体魄，在他看来，“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故务须“健强身体、健康心理”。二是修养人格，他结合自身与时贤的正反经历，总结并缕析了“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开阔胸襟”，“慎戒执著”五条原则，并再三致意后学：对内心的见异思迁，外在的压力诱惑，都要“达到老僧入定，不为名利权位等任何冲击所动摇”，将心力时光都投身于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