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史学
    傅斯年有“史学即史料学”口号，本意乃强调史学是对史料进行研究的学问，由其掌门的史语所自是史料考证学派的巍然重镇。严耕望毕生供职于此，史料观当然深受其浸染。在史料问题上，他首先注重基本材料书的价值，“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而后主张“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门阶段”，只有通过这种阅读，才能由自己建立起对这一时代的概括性认识。
    自陈寅恪首倡“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新史学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新潮流，蔚然成风;但对新材料理解也出现了偏颇，往往局限于新发现的稀见史料上。在稀见的新史料与普通的旧史料关系上，严耕望却认为，“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史家，应该“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他的治史取径，“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
    在史料用为证据时，严耕望指出，既要处理好概括叙述性证据的较高价值与例证性证据的较低价值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也要甄别史料证据在时间性与空间性上的差异与限制，还要把握好史料反映的普通现象与特殊现象的区别，只有“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在建立己说或否证他说时，他还总结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的攻防原则。
    在史料观上，严耕望指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他主张对历史真相要尽量少下否定的断语，这与赵元任所主“说有易，道无难”两相契合。正鉴于此，在史料搜集上，严耕望贯彻陈垣的“竭泽而渔”原则，先将史料一网打尽，再做“地毯式的全面考证”。他研究唐代交通，“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身体力行了傅斯年力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
    基于“竭泽而渔”原则，在史料处理上，严耕望强调：“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当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这与清代朴学一脉相承：“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他明确反对史料处理上的抽样作证，用于服务政治的特别目的，固然要不得;“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同样值得警惕。他还批评对史料的断章取义：“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人们，故意断章取义，以成其曲说，自不必论;就是一般学人也常犯此病，尤其主观强而学力不深的学人更易犯此毛病。”
    论题选择与论著评判
    严耕望将治史方向与论著选题分为具体性与抽象性两大型。前者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诸领域，客观实证成分较多;后者如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诸领域，主观判断成分较多。他以自身旨趣建议学子：“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当然，治史者才分天性人各其面，自不必强求一律。但他的建议，实含良苦用心，入门者不妨先从具体问题入手，经过必要的训练，再转向抽象性研究，由实起步，能够根砥不浮，由虚入手，难免游谈无根。
    在论及大问题与小问题的辩证关系时，严耕望认为，史家当然应重视历史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此即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但做小问题时，却应“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此即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他还建议学者，“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这是他积一生经验的金玉良言。
    作为史学成果，无论著作还是论文，严耕望认为评判标准只有两条：是否正确与有无价值。前者是低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证据是否可信，证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合乎事实，或近乎事实”;后者是高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你的研究“是否比过去他人更进了一步”。史学论著最终应该达到何种境界，严耕望借用《孟子》论断而高悬鹄的：“充实而有光辉”。所谓“充实”，指“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是有价值的史学成果的基本条件。所谓“光辉”，一是有识力，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二是“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