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
    除作为最佳史学入门书，《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也值得重视。
    第一，作为严耕望学术自传的价值。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的学术自传。林磊编著《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时，就充分取资了这些素材，较详赡地勾画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术轨迹。
    不仅如此，在《治史三书》里，严耕望对个人学术也自有定位。他与余英时同为钱穆的两大弟子，却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而门人之中“余英时显最杰出”;而自己“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与钱穆学术旨趣异同自我论定，还是客观而中肯的。再如，他比较自己对唐诗的利用与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自以为“注意面较广，可能较陈先生所获为犹多，但就学术境界言，自不如陈先生之深邃”，诚是既不过谦也不自诩的平实之论。勾稽联缀这些自述其学的片言只语，也足以为归田学案所取用。
    第二，作为现代学术史料的价值。
    从初涉史学起，严耕望的学术生涯长达一甲子，而且基本处于学术主流圈内，《治史三书》的诸多回忆也就颇具史料价值。例如，他回忆内迁之初武汉大学历史系与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历史系教师有吴其昌、方壮猷、陈登恪、郭斌佳等著名学者，还算“阵容不很强”的，文学院开课的还有文字学家刘赜、文学家苏雪林与美学家朱光潜等名家。严耕望对李庄时期与迁台初期史语所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傅斯年如何营筑这座学术重镇，以及史语所独有的学风是如何形成的;而对钱穆“院士风波”的回顾，也凸显出史语所作为史学主流的门户之见。严耕望与海内外诸多名家有过疏密不等的学术交往，包括亲炙问学的师长李则纲、钱穆与顾颉刚，求学供职校所的掌门人王世杰、王星拱与傅斯年，史语所先后同事李济、姚从吾、劳幹、全汉昇等，其他台湾学人梁实秋、邢慕寰等，美籍华裔史家萧公权、杨联陞、何炳棣、余英时等，香港学者唐君毅、牟润孙等，大陆学者傅振伦、夏鼐、张政烺等。他在自道治学经历时，对这些人物或详或略都有叙及，即便吉光片羽，也足为研究现代学术文化史所取资。例如，《从师问学六十年》述及杨联陞推挹其《唐代交通图考》的打油诗，就为杨氏《哈佛遗墨》“诗稿”所未录。
    除亲历的人事，严耕望对20世纪中国史家颇有月旦臧否，既有专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也有关于南北二陈与吕思勉的专论。诚如所言，这些评骘虽仅基于其“个人治史之意趣”，却不啻是对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家言。作为弟子，严耕望对钱穆堪称实事求是。他逐一列举其师不朽之作，指出都完成在50岁前，而其后述作“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即便对列为不朽的《国史大纲》，一方面推崇其创获与识见，足以追步司马迁而超迈司马光，另一方面也批评“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对陈寅恪与陈垣，严耕望也非一味肯定。他对《柳如是别传》的著述体裁与论题价值独持保留意见;对陈垣晚年缺乏史家定力，学术生命“即此而斩”，也有扼腕之叹。但他提示后学，陈垣治史方法“易于追摩仿学”，而浅学之士刻意追摩陈寅恪之学可能走火入魔，却是不刊之论。严耕望推崇吕思勉“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在他尊奉的四大家中，成就不在二陈、钱穆之下，确是慧眼独到的公允之论。至于对其他史家与学人的片断评点，全书也随处可见。他论顾颉刚为盛名所累，与傅斯年一样，“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严耕望评价现代学术史的人与事，其观点只是独得之见，妥当与否另作别论，却无疑值得玩味而不宜轻忽。
    第三，作为古今学术名著的评点价值。
    在60余年治史过程中，严耕望研读与查阅过的古代典籍与今人史著难计其数，《治史三书》提及的就数以百计，随文或有评断，读者不妨以严氏书评视之。
    在古籍方面，严耕望不仅重视历代正史、十通政书、总集类书、地志图经，而且强调佛传道藏、农书本草与金石考古类文献对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相关典籍的瑕瑜得失时有要言不烦的评判。他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钦定《嘉庆一统志》：“发现顾氏虽很有才气，但其书内容甚粗疏，错误很多;《一统志》虽是官修的书，成于众之人，但实甚精，往往转胜顾书”，完全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长期考较两书后的心得体会。
    对所涉略的其他近现代中外名著，《治史三书》也偶有独到评价。严耕望认为，李则纲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大约是中国学者运用图腾学说讲中国古史最早的一本书”，陶希圣的《秦汉政治制度》乃“运用近代方法写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部书”，肯定它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他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乃应用纲目体“颇见成功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事迹》“可视为纲目变体，亦有以简驭繁的好处”，尽管片言只语，却有真知灼见。即便受其批评的著作，后来使用者由此也能知其优劣，用其长而避其短。
    《治史三书》所谈尽管“多属个人治学经历”，但像他这样大家的学术历程，对后学不仅带来有益的启迪，还能产生示范的功用。他虽以史学为论旨，但广义说来，中国传统之学都可归入史学范畴，对初涉这些领域的学子来说，《治史三书》总结的原则与方法自有相通与借鉴之处。当然，正如严耕望一再强调，对任何理论经验都不能过于拘执，机械照搬。这一态度同样适用于《治史三书》的阅读。
    严耕望将史学成果分为考史与释史两大类，主张“治史仍当以发掘史实真相为主流，以解释、论史为辅助”。这一论断，既有其终生服膺的实证学风的熏染，另一方面也如余英时所说，有其“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历史知识”的考量。毫无疑问，发掘真相的钩沉考索确有永久性价值，然而，历史学兼有叙述学与解释学的双重功能，不仅追求最大限度复原实相，同时要求史家对历史真相进行论析与阐释。因而，历史研究不能仅止步于复原史实，而且应该进一步诠释历史。每个时代的史家对前代历史的解释不会恒久不变，但惟其如此，历史之树才能长青。
    在史料问题上，严耕望躬行“竭泽而渔”原则，主张研究中古史“更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现存中古书籍有限，这确是行之有效的经验谈。但印刷术普及后，传世史料急速增长，及至明清，要想将存世断代史料从头到尾全看一遍，终一生光阴也绝无可能，研究者自宜调整战略，而不必胶柱鼓瑟。但他强调先研读该断代正史与基本大书的方法，仍是必须力行的不二法门。
    最后对《治史三书》的读法提两点私见。
    其一，不应忽略具体例证的分析。严耕望谈治史方法，不是徒托空言，泛泛而论，而是结合实例，有血有肉。他充分利用了三类个例，一是自己治史实践的实例，二是利用前人成果的案例，三是传道解惑中学生的实例。无论成功的个例，还是失误的个例，对初学者来说，都是难得的观摩，就像高手在比武功，有严耕望这样大家在旁为你接招拆招，解说点评，自能给人莫大的启悟。
    其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不妨与钱穆《师友杂忆》互读。严耕望有感于自己粗有成就，多赖导师耳提面命，而一般后学阅读钱穆著作，不可能像自己“当面聆教来得真切”，故“参以个人对于先生治学之认识”，撰写了专书。读者倘能对照，不啻同时向两位大师问学请益，再加上自家的揣摩领悟，所得必能更多。
    严耕望虽非陈寅恪式的天才史家，但在中古史学界却是璀璨的巨星。在《治史三书》里，他却一再自谦“才极平庸，尤弱记忆”，良苦用心无非“为中人以下说法”，期在苦心孤诣开导来者：“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蕲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在确立志业，规划目标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持之以恒，必能有成!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