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大名注引书考述
    清李慈铭云：“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12)的确，裴松之《三国志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所开创的补阙式注史体例，对后世史注乃至普遍意义上的经典注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产生了刘孝标《世说注》、郦道元《水经注》与李善《文选注》。三书皆承其绪，又各有发明，与裴注一起，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名注。
    四大名注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征引浩繁。因其所引典籍今已大部亡佚，故因之而保存的大量佚文便弥足珍贵，四大名注也因而成为古籍辑佚之渊薮。而其引书有传世文本者，引文亦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四大名注因其所注原书之性质、内容有异，故其对典籍之具体征引情况亦有不同，下面分别说明。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典籍，清末沈家本有《三国志注所引书目》，为其《古书目四种》之第一种，著录裴松之注引书共210家。其中经部22家，史部142家，子部23家，集部23家。四部引书的具体情况见表一。沈氏书目有遗漏、误收、重复之情况，但大体上接近裴注引书之实际，可以作为参考、分析的依据(13)。
    

    裴松之注《三国志》，出于补阙、备异、惩妄之目的，引述了大量的史料，共征引史部典籍142种，在引书中所占比例最大，为68％。史部典籍诸类别，除正史、古史、杂史类典籍皆引十余种，中规中矩外，比较突出的是引用杂传类典籍62家，谱系类16家，这是杂传、谱系类典籍走向繁荣的一个信号，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增强。到了刘孝标《世说注》的引书中，这一态势的发展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详见下文。
    另外，裴松之《三国志注》是纯正的史注，“务在周悉”，所以其引文往往比较完备。《四库全书总目》云：“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压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14)
    刘孝标《世说注》所引典籍，据笔者考证，共有475家。其中经部40家，史部306家，子部40家，集部73家，释家类12家，另有不可考者4家(15)。四部引书的具体情况见表二。
    

    刘孝标为《世说》作注，其宗旨、体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影响。他对于《世说》，亦以史视之，故以注史之谨严态度为之作注。在引书方面，刘孝标《世说注》所引亦以史部典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共306种，占全部引书的64％。然《三国志注》务求周悉，侧重于补其脱漏，《世说注》则更注重于勾勒书中人物发言、行事之历史、时代背景，故又有所发扬。体现在引书上，也有所不同。《世说》作为世族文化背景下“名士底教科书”(16)，刘孝标为其作注时引用了杂传类典籍152家，谱系类典籍48家，充分体现了六朝文化的门阀士族特色。这也是《世说注》引书的一大特点。另外，由于玄佛合流，名僧的名士化，刘孝标注还引用了若干佛经，在杂传中还有一些僧人的传记，直接反映了佛教对我国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中国的思想学术界逐渐由两汉时期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展成儒、道、佛多种思想交融竞争的格局。
    郦道元《水经注》所引典籍，郑德坤有《〈水经注〉引书考》，据其序，《水经注》共征引典籍凡436家，其中经部84家，史部208家，子部62家，集部82家(17)。四部引书的具体情况见表三。
    

    《水经注》引书遍涉经史子集四部，仍以史部所占比例最大。然其引书最大的特色是征引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地理类文献，仅计归于史部地理类者便有96家，在全部引书中占22％。郑德坤云：“《水经注》征引地理书之富，隋、唐以前无能出其右者，其作品在地理上之价值，可想而知。”(18)其中有全国性地理文献如《山海经》《十三州记》等，也有包括各地地方志在内的区域性地理文献如《赵记》《陈留志》《洛阳记》《襄阳记》《钱唐记》《会稽记》等，有河川地理文献如《江水记》《汉水记》等，有山岳地理文献如《庐山记》《罗浮山记》等。尤其是地方志，数量极多。清陈运溶云：“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19)《水经注》还引用了大量的碑刻文献，这也是与其他几部注书相比之特色所在。
    李善《文选注》，据笔者考证，共征引典籍1969家，其中经部232家，史部354家，子部190家，集部1157家，佛道典籍34家，无主名者2家(20)。四部及佛道引书的具体情况见表四。
    

    李善《文选注》在四大名注中征引典籍最多。整体上看，四部中以集部引书数量最多，为1157家，占全部引书的59％。这是由《文选》作为“文学总集”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与前面三部注书相比引书结构的最大不同。而在诸部典籍内部，亦颇有值得注意之处。经部引书232家中，谶纬类文献共87家，比例达到37.5％，这充分说明谶纬思想在汉魏时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史部引书中引用较多的，是正史类61家，杂传类60家与地理类128家，这与《文选》作品多涉史实、人物、史地典实等有关。集部引书中，赋类295家，诗类363家，书类101家，数量最多，这是最常用、也最重要的几种文体。
    作为四大名注最晚出的著作，李善《文选注》继承了前代经典注释的传统并进行开拓创新，无论在注释方法还是注释体例上都具有集成与总结的性质。既有传统的训诂、章句、音注之内容，又有补阙、备异、纠谬等体例。引书繁富是李善《文选注》的重要特色和风貌，这是由其作注宗旨决定的。李善《上文选注表》云：“握玩斯文，载移凉燠；有欣永日，实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愿言注缉，合成六十卷。”(21)“弋钓书部”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揭橥文本背后的事典与文辞来源，从而确立了集部注释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对后代的注释学尤其是诗文集注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集部典籍注释最高成就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