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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少数民族角度的思考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内地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带一路”的推动可进一步深化、巩固西部大开发的成果，但是不可讳言的情况是，少数民族地区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缺乏管理的组织与技术，缺乏足够的资金发展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承担“一带一路”重大工程的任务？如果民族地区无力承担工商发展，那么后续产生的影响不可轻忽，他们的发展机遇是否会因此丧失。 在今天，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呈现巨大变化的同时，少数民族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心态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求发展、谋富裕的心情更加急迫，要求也更高、更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的主流愿望已经不再满足于救济、照顾，不再满足于个人经济上的短期改善、生活的温饱和一般性的财富生产。人们的主要愿望和要求，更倾向于本民族及其成员的地位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特色能长期保持并得到应有的弘扬，家乡的生态环境受到保护和改善，家乡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并使当地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政府要能更多开辟致富门路，协助发展和支持群众主动创业、发展新产业、经营新事业，从而使得自己的家乡、群体和个人更加富裕，尽早享用更多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4]。这些愿望无可厚非，但是各地区间的条件差别非常大，要想迅速达成目标，绝不是短期能达到的。这是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也应该是我国民族工作长期关注的基本问题。 以云南为例，云南处于我国西部，从地理区位上看，该省的少数民族地方是西部的西部，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虽然有边境优势，但是邻国缅甸经济欠发达，政局动荡，毒品、艾滋病侵袭干扰滇西地区。为了国内的安全，我国在边境不得不设置关卡，因此滇西物流从印度洋进不来，从太平洋进来成本又太高，两头被孤立和封锁。滇西又处于澜沧江、怒江、金沙江、流域高黎贡山、横断山、哀牢山等山脉地带，除了极少数地方，绝大部分地方自然环境恶劣，这也是历史上云南少数民族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处于经济核心区的边沿地带，因此任何连接云南西部到昆明或者这个西部大通道建设所需投资非常巨大，另外经济活动的交易和规模无法放大[5]。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中很大一部分居住在边疆地区，还有一些跨境民族，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着我国外交及边疆的安定和边防的巩固。在推动“一带一路”计划时，这些因素都不得不慎重思考，无边疆即无内地这句话可以在此印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民族地区，如云南、西藏、新疆，是多民族生活的地区，还有不少跨境民族。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效，周边的国家和民族都会高度关心。如果政府机关并未认真落实协助少数民族政策，行政政策上未能以民族地区之少数民族为出发点思考，少数民族不能共享成果和共同发展，那么就不容易争取到少数民族的“心”。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赋予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权利，目的是让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发展，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然而，在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发展环境制约下，无论其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发展的空间都是非常狭窄的。比如小农经济，即使一家一户从事的是耕种小块土地，在无法扩大耕地面积之下，其家户如果没有受到自然灾害打击，还能继续存续；但就经营者而言，不论再怎么深挖深掘都将是徒劳的。若此情况能得以改善，出路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如果缺乏技术能力，还是停留在社会的底层，还是成为社会阶层之中的弱势群体，如此长期下去不断被边缘化，很容易就离心离德。 这些困难情况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当地的政府和民族事务机关，就可以主动为少数民族民众争取工作机会，或是协助企业厂办提供一定比例的具备民族身份者的作业员，协助少数民族就业困难的状况，让他们在基础工作中取得生活发展。另外，“一带一路”要解决的问题应该不只是如经济学者所思考的单面向问题，当我人看到这个倡议牵涉到少数民族时，不得不深入思考，从这个倡议中如何解决少数民族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