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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忠斌，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4。郑甘甜，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武汉市，邮编430073。 内容提要：我国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涵盖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内容、新要求、新挑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特色样本。因此，探索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模式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着眼于当前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困境与问题，认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在于创新与因势利导，难点在于如何将新型城镇化的结构演进与民族生命力的可持续性相统一，倡导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走定制化与特色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提出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六种模式设想，为实现以人为本、以文化为脉、以生态为基、以耦合共生为目标的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提供理论借鉴。 关 键 词：民族发展/新型城镇化/民族地区/现实困境/模式选择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效果评价和政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AMZ00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资助项目“民宿经济视角下的农村留存宅基地再利用研究”(项目编号：2016Y1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已上升至国家层面。各省区也着重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主旨与区域发展战略相契合，城镇化相关指标的增长彰显了近年来城镇化建设的可喜成就。在数字化的城镇化概念下，民族地区由于初始禀赋的相对滞后，被学界普遍认为“城镇化水平较低，且低于非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①面对与发达地区城镇化指标之间的数字鸿沟，各领域学者针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机制、准则的争论持续不休。一方面，主流价值观认为，资本介入与政策倾斜是促进落后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共性动力，由资本派生产业的形成，由政策助推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二者合力能实现有效的外部刺激，进而形成持续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部分有着深厚人类学研究积累的学者，在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后，做出了深刻反思，并提出质疑：其一，民族地区的文化与自然彼此依存，形成了一个结构紧密的有机系统，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资本作为新的因素介入传统社会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度发生异化，间接导致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恶化；其二，当前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行为往往默认了传统社会进化论的逻辑，认为民族地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落后的，进而需要对其生产规范与人口迁移实行现代化管理，这类政策行为的出发点是“我们想让你变得更富裕”，但结果却造成了大量的犯罪与抗争行为。②可见，资本介入与政策行为虽然能让以GDP、城镇化率为代表的相关指标快速提升，但被这种错觉掩盖的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民族生命力的可持续性问题。因此，我国的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切换以资本与政策行为为主的话语系统，转变城市精英的社会治理导向，弱化大数据统计的评价方式，从民族地区的综合载体属性出发，因地制宜地探索具有社会包容性与政策亲和力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为此，本文拟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出发，分析其应有理念、模式选择与保障条件，以期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模式选择提供有益借鉴，进而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二、对已有研究的评介：基于文献综述 近年来，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性，涉及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领域，研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及发展过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及困境；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及政策建议。 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方面，大部分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当前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可以说是任重道远；③有研究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与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2007-2014年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质量，结果表明城镇化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在城镇化建设的投入要素优化上存在巨大空间；④也有学者以民族为单位，对西部地区51个少数民族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细致评价，发现不同民族间的人口城镇化率差异较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近20倍；⑤有学者建议，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现状应当慎用“欠发达”、“不发达”等术语来形容，同时要避免民族地区出现以超越数据为目标的城镇化建设。⑥ 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问题方面，以往研究普遍认为，由于民族地区要素禀赋的千差万别，社会结构的错综复杂，导致不同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概括而言，问题的共性主要集中在城镇建设的空间与结构布局、城镇建设的生态与文化适应性、城镇建设的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城镇建设的体制阻碍与产业建设等方面。有研究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以云南省为样本的测算结果表明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多为土地滞后型；⑦有研究则从体制机制视角分析了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困境，并以贵州省的城镇化建设为样本，认为贵州省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总体滞后，存在着产业发展不足，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配置难度大等问题。⑧此外，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整合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有研究认为城镇化消解并重组了民族文化的基因链，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某一民族的文化结构。⑨ 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方面，以往研究主要从区位禀赋、文化特色与主导产业的视角，提出了各种类型的发展模式。有研究认为旅游业具有较强的关联带动性，可将旅游业渗透至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中；⑩也有研究建议边疆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应围绕其人文特色、区位特色与小规模特色，避免唯工业化的建设思路；(11)还有部分学者立足于区域特色总结了特定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模式，如环青海湖“候鸟型生态城镇化”模式、(12)临夏回族自治州基于“五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13)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县域据点型”城镇化模式等。(14)此外，也有研究认为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依据自身特点，也要善于借助政策利好，在“一带一路”战略、特色小镇建设、特色村寨建设等政策的支持下实现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15) 综上所述，此前的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留下了大量的宝贵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在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及困境研究上，多针对某一特定民族，或某一民族地区，个性化较强，对全国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共性问题及困境分析较少，或分析的深度不够，遗漏了不少关键问题。例如，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到底是靠内因还是外因？在现代与传统的交织中，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到底是该选择义无反顾地向前走，还是向后回视传统？新型城镇化是运动还是过程？民族地区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型城镇化？这些疑问的解答，都需要自我反思，重新理解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这是我们看清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问题及困境的逻辑前提。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上，以往的研究成果较为散乱，以概括某一民族地区的建设经验为主，在模式的设想上谨慎有余，大胆不足，对其他民族地区而言缺乏实际操作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