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现实困境 新型城镇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22)然而，新型城镇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中还面临着诸多困惑，笔者根据近年来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实地调研，将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现实困境总结为以下六个主要困惑和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六个主要困惑 1.历史与现实——民族地区历史上城镇格局的局限性如何突破？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影响，民族地区城镇发展的先天不足，给后续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与局限。其一，城镇总量严重不足。2015年，民族八省区共有地级以上城市51个，仅占全国总数的17.3％；县级市总量为69个，仅占全国总数的19.1％。(23)其二，城镇体系不完善。良好的城镇体系需具备“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24)的特征，然而，民族地区2015年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数量为17个，仅占全国总数的11.6％；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为10个，仅占全国总数的10.9％；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数量为20个，占全国总数的40.8％；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4个，占全国的一半以上。(25)可见，民族地区作为区域增长极的特大型及大型城市的数量明显不足，中小型城市是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主流。其三，城镇空间布局局限。一方面，民族地区面积较大、城镇数量少，城镇密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城镇数量的分布不均，绝大多数城镇集中在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四省区20万以上城市数量占民族地区的72.5％，建制镇数量占到了民族地区总量的79.6％。(26)总体上，民族地区城镇数量稀少、密度低、分布不均，这类城镇格局难以形成“联系紧密、相互依存”的联动发展态势。 基于空间布局的视角，历史上的城镇格局对新型城镇布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体现为，有一定规模的城镇通过极点效应从而带动周边要素向城镇聚集，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城镇边界的扩张，形成以中心城镇为据点的圈形布局，最终构建起大中小城镇互为依托、功能互补、连接便利的新型城镇体系。然而由于民族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约束和经济活动有限，城镇的发育、分布及功能的发挥先天不足，这对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无疑带来巨大挑战，建设成本更大，建设周期更长，城镇功能作用的发挥滞后。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知，探寻与民族地区城镇历史相对接，与未来发展相适应的有特色、多样化的新型城镇化中间道路。 2.推力与拉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内生动力是什么？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相对滞后，影响发展稳定性的因素较多，导致新型城镇化的内生动力不足。根据“推—拉理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面临推力与拉力“双不足”。一方面，传统社会形成的“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和能量的交换，乡村人口虽有进入城镇的意愿，但受制于城镇的就业、生活成本及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限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要素转移。“民族性”的区域特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作为“物质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7)长期处于低度演化状态。基于地域特征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受到大力扶持，但普遍存在同质化程度高、集聚效应差、产业体系扁平的问题，难以形成产业、城镇、人口的互动。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工业化程度不高，缺乏现代工业发展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总体上呈现的是央企主导的“移植型”或“嫁接型”工业化道路，二元结构特征明显，溢出效应有限。(28)由于中心城市数量少、规模偏小，就业岗位供给不足，城镇经济活力不够，极点带动有限，走以极点带动周边联动发展的自发式城镇化条件不充分。 推力与拉力的“双不足”还难以形成推动或加速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强劲动力体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两难选择”。若通过自身能力的建设和能量的积累来实现新型城镇化，不仅将面临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而且和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不一致，极有可能错失良机。若通过外力强行发动，又将面临资源动员不充分、要素配置低效率、后续乏力的严峻考验。正因为如此，笔者主张走多元化、渐进式的新型城镇化之路，以消解因动力不足而产生的各种负效应，既和全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同步，又不失自身的特质与本色，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差序化发展格局。 3.转型与适应——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如何与城镇生活完美对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型城镇化是一场传播现代城市生活理念的过程，构建少数民族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长期居住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所总结出的习俗是被历史反复验证过的感性认识，也是其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城镇的生活理念源于城市精英的经济理性，两者有本质差异。在人为构造新型城镇化的情境中，尽管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通过政策行为直接实现，例如，将少数民族人口搬迁至城镇，让少数民族享受楼房、水、电、网络、城市交通等现代生活设施，提供一定的补助与贷款使少数民族适应城镇的市场经济规则。但是，这种跳跃式转变是由短期的政策行为促成的，后期不乏一系列的文化适应性问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如何与城镇经济活动对接？少数民族的消费方式如何与城镇的消费方式对接？少数民族的人际交往如何与城镇社交方式对接？少数民族的业余生活如何与城镇的休闲娱乐方式对接？这是大数据不能直接反映的问题。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9)当生产力的改变不再由系统内部演进而来，而是由外力因素推动的，那么，将会异化成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这是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严峻考验。 (责任编辑：admin) |